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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沂蒙根據地看黨群魚水情是怎樣形成的

2013年09月06日16:32  來源:大眾日報

給人民帶來實在利益

臨沂市委書記張少軍對記者說,沂蒙根據地12年,讓我們黨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巨大魅力,也讓我們黨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展示了順應時代潮流的施政模式。雖然中央機關沒有在這裡,但是這個地方,一直處在艱難困苦戰火連天的境遇中,通過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為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使這裡的老百姓認識了黨、了解了軍隊,形成了勇往直前跟黨走的精神,也就是沂蒙精神。而她的本質,是干群血肉聯系,軍民魚水深情。

1940年7月26日,在中共山東分局領導下,召開了山東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聯合大會,選舉成立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而山東參議會制定通過了《人權保障條例》,這個后來收入《世界人權約法總攬》的《條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人權保障條例,也是我黨組織制定、並公開發表的第一部《人權保障條例》。

這個光輝文獻,全文發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眾日報》上,1941年1月22日,《大眾日報》又發表了《縣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讓群眾享有的政治權利得到旗幟鮮明地宣示。

山東省臨時參議會,選舉出的會長范明樞是黨外人士,山東省戰工會副主任李澄之是國民黨抗協代表。“當時我們黨在政權建設中普遍採用了三三制,即在政權人員構成比例上實行共產黨員、黨外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人士各佔三分之一的制度。三三制及三三制政權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具體運用,這是推進民主政治的一個創舉,其意義不可低估。”臨沂市委黨史委原副主任劉兆東說。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意。

1941年前后,在山東根據地,有統計的71個縣政府中,民選的縣長佔94%,在根據地村級政權中,大都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產生了一批庄戶縣長、長工村長、牛倌區長。“由於農民不識字,就創造了一些簡單而有效的選舉方法,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豆選’的辦法。選民們對自己手中的那粒豆子看得非常神聖。他們說,‘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裡頭’。在今天看來,這種選舉方法非常原始,但它卻能充分表達選舉人的意志,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地位。”臨沂市委黨史委編審唐士文說。

歷代王朝對老百姓都採取的是愚民政策,廣大窮苦百姓沒機會讀書,成了睜眼瞎。是中國共產黨徹底打破了這一束縛,高度重視學校教育,讓老百姓識字明理,提高覺悟。當時,實行的是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會教育相結合的戰時教育體制。到1941年底,山東抗日根據地建有小學7000多所,學生41萬余人。這些孩子回家后又當小先生,教他們父母識字。另外,在農村,廣泛開展了冬學運動,利用冬季農閑時間組織農民學文化,“白天劃地皮,晚上劃肚皮”的學風在這一時期普遍出現。1946年11月5日《大眾日報》報道了根據地老百姓學文化的熱潮:“費縣、沂水、莒南等縣已有四百余處學校轉給農民自辦,農民歡天喜地打鑼鼓扭秧歌,趕著小毛驢到處爭聘老師,求得文化翻身……”

先進分子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存在於最大多數、最普通的人民大眾之中。如何喚起廣大民眾?讓他們得到實惠!這是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來到山東,經過調查后得出的結論。1942年5月4日,山東分局作出減租減息、給雇工加薪決定。

劉兆東說,具體辦法就是“二五減租”和“分半減息”。經過一系列工作,減租減息最后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以高粱為例,“雙減”后根據地平均每畝交11斤,國統區每畝交84斤,敵佔區每畝交100斤以上。這樣以來,人心向背的問題就出來了,這就為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黨的政策和最廣大群眾的利益真正結合起來,在民眾中扎下了根。我們在莒南縣大店群眾工作展館看到一組數據,1942年山東根據地(魯中、濱海、膠東、清河4區)減租1.83萬戶,減租土地39.39萬畝,減租額620.72萬斤,減息款11.19萬元,增資額2.30萬元,增資糧929.40萬斤,增資人數3.94萬人。

為切實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山東抗日根據地黨政機關和部隊進行了精兵簡政,從1942年春到1943年春,共精簡機關人員3萬多人,其中精簡黨的機關人員和政府機關人員分別達到52%和46%。

抗戰勝利后進行的土地改革,則使人民和黨生死與共的關系更加牢固。當時參與沂南縣依汶庄土改的李子超同志曾寫了一首《土改有感》:鐵樹開花明了天,農奴奮起把身翻﹔印章到手抓槍杆,土地還家焚債券﹔重銬長鐐全打碎,陳規舊制盡更弦﹔紅旗指引光明路,團結一心永向前。

我們在沂南革命紀念館看到一塊展板,展出的是曾在我晉冀魯豫解放區北方大學任英語教員的美國人韓丁對“翻身”一詞的解讀。韓丁在1948年作為工作隊觀察員參加了根據地的土改運動。他后來寫了一本書《翻身》,在序言中他說:“中國革命創造了一整套新的詞匯,其中一個重要的詞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著翻過身來’,對於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系﹔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

記得軍旅作家王樹增在《解放戰爭》一書中寫到一個情節:支前的民工看到國民黨軍的俘虜隊伍就會停下來問:“啥地方的?在家給地主干過嗎?受過欺負嗎?把帽子換了吧!”回到村裡,他們都成了見過世面的人,會對村民說:“‘人’是什麼?就是叉開兩腿站著,頂天立地地站著!”

支前民工朴素表達的,就是翻身的感覺。

生動的歷史告訴我們,黨的政策,必須以群眾利益為本位,讓群眾得最大的實惠,因為隻有把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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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權娟、楊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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