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導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從今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必然要求。
黨的群眾路線看似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隨著世情、國情、黨情的不斷變化而常談常新。當前，黨員、干部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總體是好的，但也存在著不符合為民務實清廉要求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嚴重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必須認真加以解決。
黨的群眾路線不是一句空洞、抽象的政治口號，它體現在每一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之中，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是每一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全面反思、認真整改的身邊問題。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一些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曾提出過一些“重民”思想和施政主張。這些思想和主張與我黨提出並努力踐行的群眾路線既有相通之處，又有本質區別。本期策劃是把黨的群眾路線放到人類歷史的大坐標中，力求從縱與橫的不同角度厘清黨的群眾路線的歷史淵源和獨特內涵，借以加深認識開展這項活動的全局性、戰略性意義，以及現實必要性和現實緊迫性。
中國傳統民本思想點析
□ 張躍南
以民為本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思想，幾乎與已知的漢字歷史一樣古老。從史書上看，早在殷商至西周時期，就有一些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從桀、紂的亡國教訓以及現實斗爭中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並提出“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的觀點，意思是說，帝王不用把水當成鏡子，而應當把老百姓當成鏡子，以反省自身。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加劇，民眾的重要地位日益顯現，思想家們進一步認識到了民的重要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提出重民、養民思想。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意思是說，治理擁有千輛兵車的諸侯國，應當恭恭敬敬地對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講求信用，節省開支，愛護百姓，役使百姓應該在農閑時間。
孟子集西周以來民本思想之大成，認為“民貴君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意思是說，百姓比國君更重要，得到民眾的承認便可能成為天子。他提出了仁政學說，鼓勵統治者寬厚待民，施以恩惠，以爭取民心，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民本思想體系。
至於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地反映了“民本”思想。以后的歷朝歷代都對“民本”思想有所深化和發展。
西漢時期的賈誼提出：“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意思是說：所有的治國方略無不以百姓為本，國家、君王和官吏均以百姓為本，國家因百姓而安危，君王因百姓而威侮，官吏因百姓而貴賤。這就是一切皆以民為本。
宋代的朱熹認為：“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意思是說，天下應干的最大的事情沒有比體恤百姓更重要的了。
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對民眾的力量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其民本哲學思想有著鮮明的民主因素。他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上，把“天”定義為“民心之大同”，肯定民的“視聽明威”作用，即考察政治得失，應以民眾的視聽為標准﹔獎勵懲罰，應依從民眾的好惡﹔要使社會進步，必須“盡君道以民為父母，是切身第一當修之天職”，即應將老百姓視為父母作為國君修煉的首要責任和義務。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進步的思想家以及一些開明的封建帝王，從不同的政治動亂中得出了一個大致相同的結論：民心向背決定著政治的興衰和政權的存亡，因而主張重民、保民、恤民、養民。這就是民本思想的核心。
不過，也有一些帝王是不把百姓放在眼裡的，他們認為，君命乃神授。因為相信自己的交椅與百姓無關，也就不關心民情民生了。《晉書·惠帝紀》記載，一次，晉惠帝司馬衷在華林園裡散步，忽然聽到蛤蟆叫聲，就問一個身邊的侍從：“這叫喚的東西是官家的還是私人的？”侍從回答：“在官家地裡叫的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裡叫的就是私人的。”有一天，司馬衷聽說一些百姓因災荒餓死了，感到很困惑：“他們為什麼不吃肉粥呢？” 可見他昏聵到了什麼程度！對民情一無所知，就更談不上以民為本了。
有些帝王雖然也常把以民為本放在嘴上，但只是做做樣子而已。明太祖朱元璋算是一個民本思想的推行者了，可在根本問題上卻依然堅持以君為本。他說：“君天下者, 不可一日無民”，“朕聞天為民而生君，君為民而職臣，臣體君心而問民瘼，宜乎職焉”。意思是說，我聽說上天就是為老百姓而生的帝王，帝王為老百姓而掌管大臣，臣子們體會帝王的思想情感而關心百姓的疾苦，應該說就算稱職了。在君、臣、民三者關系中，他認為，民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國家的根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所以“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
朱元璋的另一番表現，則暴露出其內心深處的兩面性。他讀到《孟子》中的“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時，不禁暴怒：這哪裡是臣民可以說的話？於是下令，罷免孟子千百年來在孔廟裡和列位大儒們享用供品的資格，並且不准臣子發表反對意見，否則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殺頭。可偏偏就有不怕死的讀書人——一個叫錢唐的士子上書，反對皇帝把孟子打入冷宮，並公開聲明：“我為亞聖而死，雖死猶榮。”朱元璋這個時候總算冷靜下來了，沒有處罰錢唐，不久又恢復了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但他還是命令臣下“刪孟”——將一些光彩奪目的名言全部刪去。結果，《孟子》一書被砍掉了85條，將剩下的一百多條編就了一本《孟子節文》。他又下旨，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封建帝王民本思想的虛偽性由此可見一斑。
古代帝王對待百姓的矛盾性在一則“強項令”故事中表現得更為充分。據《后漢書·酷吏傳》記載：湖陽公主的一個家奴大白天殺了人后，藏匿在公主家裡。因為不敢擅自闖入公主府內抓捕，洛陽縣令董宣就率人在門外守候。當這個家奴陪公主乘車出門時，董宣便上前攔住公主的車馬，大聲指責公主的過失，並喝斥家奴下車，隨后命手下打死了那個家奴。湖陽公主立即跑到宮內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極為憤怒，立即召來董宣，准備用鞭子將他打死。董宣磕頭說：“皇帝您因德行聖明而中興復國，您姐姐卻放縱家奴殺害百姓，如果不殺人償命，您拿什麼來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您用鞭子打死，隻求能夠自殺。”說罷，用腦袋去撞擊柱子，頓時血流滿面。光武帝想饒他一命，但需要有個台階下，即令小太監強迫董宣磕頭謝罪。沒想到，董宣兩手撐地，寧死不肯低頭。公主說：“過去弟弟做百姓的時候，隱藏過逃犯、死囚，官吏都不敢擅闖家門。現在做了皇帝，難道你的威嚴還不能施加給一個縣令嗎？”這時，光武帝想明白了，就笑著說：“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樣啊。”他下令釋放了董宣，並賞賜30萬錢。董宣則把賞錢全部分給了手下官吏，從此嚴厲打擊依仗權勢橫行鄉裡的不法之人。這則故事表面上反映出的是皇帝對縣令的妥協，實際上是對蘊藏於百姓中的正義力量的畏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