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間倡導踐行“馬上就辦”紀實
“部隊的事情要特事特辦，馬上就辦。”
——時任南京軍區某師政治部主任的顏黎明至今仍然記得習近平那句擲地有聲的話。
1990年5月17日，原先駐扎連江縣的南京軍區某師師部奉命遷入福州市郊五鳳山腳下的軍營。當天晚上，剛剛上任九天的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連夜冒雨走進了部隊臨時搭建的野戰帳篷。
“你們剛搬到這裡，困難肯定不少。有多少難處，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來。然后我們再逐個幫你們撿起來，一粒不會少。”習近平微笑著說。
初到此地，部隊面臨著許多現實困難。部隊領導連提了三個請求：能不能修一條戰備路，能不能解決三百多名隨軍家屬落戶和一百多名隨軍子女入學的問題？
面對這三個在當時並不那麼容易解決的問題，習近平沒有絲毫猶豫，當即表態“要特事特辦，馬上就辦”。那份擔當和氣魄給部隊的指戰員們吃下了定心丸。
不久以后，一條2.5公裡的戰備公路通車，從規劃到竣工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全師符合條件的隨軍家屬，全部落戶福州﹔跟隨父母輾轉多地的孩子們進入了福州的小學、中學讀書。在此之前，這支入閩15年的部隊，子弟裡沒有出過一個大學生。而此后25年，不少孩子如願以償考入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
從五鳳山下的軍營裡開始，“馬上就辦”這四個字逐漸進入福州人的視野。這位年輕的市委書記，以一種雷厲風行的實干精神拉開了主政榕城六年的序幕。
也就是從那時起，“馬上就辦”以其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狠抓落實的責任感、勤政為民的使命感，不僅在八閩大地悄然成風，更以其深刻的理論價值和現實的指導意義，穿越時空，歷久彌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張宏偉的藍圖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開。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我們應以怎樣一種精神狀態面對艱巨的任務，迎接歷史的考驗？重溫往事，讓我們從歷史中汲取力量。
雷厲風行 緊抓快辦
“馬上就辦”，是提倡一種精神，對工作聞風而動，雷厲風行，有緊迫感、責任感，有工作熱情、工作效率。
1990年春天，時任福州市委組織部部長王文貴從寧德接來了一位新書記——習近平。
“他來的第二天就下去調研了。”隨后的幾天時間裡，王文貴陪同這位新任市委書記馬不停蹄趕往永泰、閩清、閩侯三縣調研。
“那種高效的工作節奏讓人印象深刻，當時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變化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王文貴感慨地說。
在接任福州市委書記之前，習近平在寧德地區已經擔任了近兩年的地委書記。從推行“四下基層”作風，到強調“弱鳥先飛”意識，提倡“滴水穿石”精神，習近平以高效務實的工作作風推動寧德在擺脫貧困的征程中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離開閩東山區，主政省會城市，擺在習近平面前的是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挑戰。
“習近平同志來福州工作時，剛好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前夕，那時體制機制還存在許多僵化的地方。比如要蓋一座樓，從批地到拆遷，最多要蓋近兩百個公章，幾乎每個環節都要收費。”時任福州市市長、與習近平搭過多年班子的金能籌這樣回憶。
作為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上世紀90年代初的福州，綜合實力、競爭力與同類城市相比差距不小：沒有高速公路、沒有大型港口，即便是全省也僅有兩條鐵路溝通內外……
不僅如此，在福州的一些干部中，精神不振、作風懶散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同志回憶，當時一些機關工作人員辦事，首先想到的是怎麼跟自己的利益挂鉤，挂上了就快點辦，挂不上就拖著不辦，“吃、拿、卡、要”，官僚主義的現象多有存在。
如何迅速改變干部的作風，找到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習近平在思考。
“我們要辦的事很多，要為改革開放提供一個良好的軟環境，這就需要提倡一種滿負荷的精神，反對拖拉扯皮和人浮於事，提高辦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畢。”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報》上刊登了一則消息——《我們也需要一本“市民辦事指南”》，反映了群眾對提高機關服務水平的呼聲。對於這篇並不顯眼的文章，習近平卻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當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立即著手准備編寫，並第一時間在報紙上發布消息向群眾反饋，前后隻用了50個小時。
通過這樣一件小事，人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信號。
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倡‘馬上就辦’的工作精神，講求工作時效，提高辦事效率，使少講空話、狠抓落實在全市進一步形成風氣、形成習慣、形成規矩。”
市委工作會議后三天，在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召開的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提出，“要抓住那些急需解決而又有能力解決的事進行研究，並且本著‘馬上就辦’的精神，組織實施。”
1991年2月28日，一份反映福州動物園現實困難的建議報告再次擺在了習近平的案頭。
半年前，習近平曾對該園存在的經費缺乏，辦公樓、動物圈舍亟待修繕，飼養人員待遇較低等問題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予以研究解決。
“這件事距市領導批示竟已過了半年，而依然故我，毫無改變。連一個回音也沒有。這與‘馬上就辦’的精神相去何遠，也不知這樣的拖延該由誰來負責。俱往矣，從今天開始一周內辦結……”
習近平這段措辭嚴厲的批示給時任福州市委秘書長林文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說之前還有些人認為，‘馬上就辦’就是新書記提出的一句口號，那麼從這件事起，干部們就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狠抓落實，轉變作風了。”
正是在這個批示中，習近平進一步要求：“把從前石沉大海的批辦件清理一下，應鍥而不舍地要查辦結果。”
一面反復強調，一面狠抓落實。圍繞“馬上就辦”這四個字，一系列重效率、務實干的政策措施不斷推出：
——作出關於1991年繼續為城鄉人民興辦實事的決定，在全市明確提出20件百姓關心亟待解決的實事抓緊快辦﹔
——倡導、推行市領導到各縣區、各部門，針對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現場辦公、盡快解決﹔
——倡導、推行福州市、縣領導聯合接待群眾日活動，兩級領導一起聽取群眾訴求，化解社會矛盾。
……
從點滴做起，重落實﹔從效率抓起，拼速度。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馬上就辦”成為福州的一句流行語。講效率、抓落實，成為福州各級干部的行動指南。
“‘馬上就辦’的提出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它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是問題導向下產生的一種創造性的執政理念。”時任福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閩榕說。
翻閱二十多年前福州市委的檔案資料，習近平在1991年11月25日《關於任職以來工作情況的匯報》中寫道：
“一年半來，我在工作中始終處於超負荷狀態，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為做好工作，不敢有絲毫懈怠。”
“我深感福州作為中心城市、省會城市，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必須加快運轉速度，特別是克服一些具體工作部門中存在的辦事效率低、工作不落實的狀況。今年初，我從省委‘抓落實、見成效’的口號中得到啟發，向全市提出了‘馬上就辦’、狠抓落實的要求，並身體力行。現在，廉政勤政、狠抓落實的精神，在全市已開始形成風氣。”
“馬上就辦”是針對拖拉扯皮、明日復明日，針對敷衍了事、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針對不負責任、官僚主義而提出的。
它的提出猶如一劑猛藥，令干部群眾的精神為之一振，給福州這座東南重鎮注入了巨大的發展動力。
在之后的五年時間裡，“馬上就辦”的內容不斷豐富——
1991年底，習近平提出，“馬上就辦”的關鍵，就是要抓好督查工作，要“回頭看”。隻有督促檢查，才能真抓實干，否則就是“稻草人”。
1992年，習近平提出，“‘馬上就辦’加上‘真抓實干’，我們就能切實轉變作風，把工作落到實處，開創新局面。”
1995年，習近平提出，“事情定了就辦、辦就辦好，絕不允許拖拖拉拉、半途而廢。”
“馬上就辦、真抓實干”，這八個大字不僅被寫在了市委禮堂的外牆上，更寫進了福州人的心裡。
也就是在這五年時間裡，福州以年均超過20%的經濟增長率快速前進，1990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全市GDP相繼超過100億元、200億元、300億元、400億元，迅速躋身於全國大中城市前列，成為東南地區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
二十多年過去了，再次提起“馬上就辦”，人們更加深切地領略到它背后蘊含的巨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馬上就辦”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具有的對於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強烈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始終具有的與時俱進、永立時代潮頭的緊迫感和時代感，始終具有的求真務實、高度認真的科學態度和鮮明實踐品格，事關端正黨風，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的長遠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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