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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路線大家談》·著作精選

李君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黨的群眾工作傳統

2013年07月04日15:23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三、執政條件下群眾工作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要求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執政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黨群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黨的群眾工作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在新的形勢下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已經成為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完善執政黨建設的重要課題和艱巨任務。

首先,黨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進城之前,毛澤東就告誡全黨要堅持“兩個務必”。這“兩個務必”,一是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這是針對革命勝利后將會出現的居功自傲的情況﹔二是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是針對革命勝利后將會出現的貪圖享樂的情況。這個告誡是很有前瞻性的。不幸的是,這兩種情況在進城后都發生了。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代表黨中央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尖銳地提出了“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他說,執政黨的地位,一使我們的同志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二使我們的同志很容易滋長驕傲自滿的情緒。黨的地位的變化,對堅持黨的群眾工作帶來了很大沖擊。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一直到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到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發展成為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從一個在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發展成為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的這一深刻變化,一方面使黨能夠運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更好地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另一方面也使黨的干部面臨著權力和利益的雙重誘惑和考驗。進城后干部隊伍中脫離群眾的現象、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現象不斷發展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干部隊伍中侵犯群眾利益和腐敗現象不斷滋生蔓延的情況,使黨與群眾的關系出現了逆向發展的勢頭。在這種情況下,黨的群眾工作受到極大的沖擊和削弱,推進的難度也不斷加大。

其次,黨的隊伍特別是干部隊伍發生了深刻變化。黨所處的歷史方位的變化,是外部環境的變化。與此同時,黨的內部結構也在黨執政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發生了深刻變化。自從黨在全國范圍執政以來,黨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一大批年輕的有知識的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充實到黨的肌體,使黨進一步充滿了生機和活力。這是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斷增強的重要標志。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和平年代,黨的隊伍不可能像戰爭年代那樣經受那麼多的血與火的考驗,黨怎樣把自己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已經成為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課題。事實上,在我們不斷壯大黨的隊伍的過程中,在黨員隊伍包括干部隊伍中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情況。一是個別黨員干部經受不住毛澤東所說的“糖衣炮彈” 的考驗,革命意志衰退甚至走向了腐敗的深淵﹔二是一些入黨前表現很好、入黨后放鬆自我要求的人,逐漸同黨離心離德,甚至違法亂紀走向腐敗﹔三是一些缺少長期黨性鍛煉、在關鍵時刻東搖西擺的人,進入了黨的隊伍並成為黨的干部﹔四是一些沒有實際能力而隻會夸夸其談、甚至擅長阿諛奉承的人,進入了黨的隊伍包括干部隊伍﹔五是一些帶著私利到黨內來撈好處的人,進入了黨的隊伍甚至平步青雲成為黨的干部﹔六是這幾年還出現了用金錢“買黨票”、“買官” 等現象,給黨的隊伍包括干部隊伍的純潔性帶來了更大的威脅。黨所處的歷史方位變化的“外因”,正是通過這樣的“內因”,使黨的群眾工作越來越削弱,使一些黨員干部越來越脫離群眾,有的從“社會公仆” 變為“社會主人” (官僚),有的從“社會公仆” 成為某些利益集團和家屬、親朋好友或情人的“私仆”,走向黨和群眾的對立面。

再次,群眾對黨的要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要求主要是希望黨領導他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打倒欺壓和剝削他們的地主資本家。這一黨和人民群眾共同的斗爭目標,也是黨能夠做好群眾工作,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有利條件。在黨成為執政黨后,特別是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黨與群眾共同的斗爭對象沒有了(除了國際因素),這給黨開展群眾工作提出了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問題。與此同時,由於我們黨已經成為執政黨,掌握著公共權力,人民群眾自然而然地會把我們黨作為利益需求傾訴的主要對象。這樣,群眾直接或間接地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提出這樣那樣要求的情況凸顯了出來。20世紀50年代,這一情況就已經出現了。這就是毛澤東寫《不要四面出擊》、《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時的背景。現在,在改革開放年代,這一特點更突出了。人民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問題上的訴求,隻能向執政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反映。至於在征地、拆遷等直接觸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群眾更會把矛盾追究到我們執政黨及其領導的政府頭上。這些情況是過去革命戰爭年代基本上沒有的(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我們在根據地局部執政的環境中也曾經有過,比如在延安時期發生的“雷劈”事件),是我們今天開展群眾工作必須認真研究和正確對待的新情況。

總之,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告誡我們的,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因此,我們今天說要加強群眾工作,不是一般地談論加強或簡單地重復過去的做法就能夠加強的。我們要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從新的實際出發,努力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

第一,要以轉變作風為前提做好群眾工作。過去,我們的干部騎著自行車下基層,戴著草帽進農戶,朴素的工作作風,平易近人的交流,群眾能同干部講真心話,群眾工作富有成效。這幾年,我們許多干部小車進小車出,從家門到機關門,從會場到賓館,同基層群眾接觸少了﹔即使到基層也是前呼后擁一大堆人陪同,而且不會講群眾語言。與此同時,一些群眾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干部經常上街下鄉,直接聽取群眾意見,甚至直接到有意見想上訪的群眾那裡談心,人對人、面對面、手拉手、心連心,也沒有官腔,效果很好。這些情況和經驗告訴我們,切實轉變作風,做到群眾的門走得進,群眾的話聽得進,是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前提。

第二,要以信任為紐帶做好群眾工作。現在,我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許多群眾對一些干部缺乏信任。這是做好群眾工作的一大障礙。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很復雜。既有這些地方平時做表面文章,大話空話多、許諾多,實際上沒有落實、沒有做到,失信於民,也有這些地方個別干部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致使黨委和政府公信力降低,還有社會輿論的負面導向影響,等等。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許多地方不僅黨委和政府的話有權威性,而且群眾遇到問題不信小道信正道,群眾工作比較好做。因此,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不在於對群眾提這樣那樣的要求,而在於我們的廣大干部通過實實在在的做法取信於民,能夠真正獲得廣大群眾的信賴、理解和支持。

第三,要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礎做好群眾工作。分析現階段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注意到,群眾的意見和不滿大部分不是針對個人的,而是針對一些做法和事情的。即使有一些“雷人”、“雷語”,也僅僅是一個矛盾的引爆點。因此,我們要做好群眾工作,重點是要通過調查研究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許多地方的經驗証明,隻要我們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尤其是努力滿足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理要求,群眾就會發自內心地擁護黨和政府。

第四,要以制度為保障做好群眾工作。我們黨做群眾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群眾工作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而不是一項突擊性的工作﹔是一項黨委、政府、政協和工青婦等人民團體共同都要做的工作,而不只是黨委或群眾團體做的工作。因此,做好群眾工作的可靠保障,是健全的制度。過去有的制度好的還要堅持和完善﹔已經不適合新情況的制度不取消就會成為形式主義的東西,影響群眾工作的成效﹔更重要的是,要創造適應今天新情況的新制度。比如,有的地方長期堅持“民主懇談會” 這樣的協商民主形式,把群眾工作制度化了。有的地方實行“黨員志願者”制度,及時幫助群眾排憂解難,改善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諸如此類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以制度為保障做好群眾工作才會取得實效。

第五,要把服務群眾與教育群眾結合起來做好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要以服務群眾為重點,同時還要敢於講話,對群眾中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和不合理的訴求進行教育引導,用真心把“服務群眾” 與“教育群眾” 聯結起來,這樣才是真正的關心和愛護群眾。

總之,我們要在實踐中進一步觀察、研究和總結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經驗,並把它上升到理論上來,轉化為工作制度,更好地指導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的探索和創新。

(摘自:華文出版社 《群眾路線大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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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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