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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

2013年09月06日16:32  来源:大众日报

给人民带来实在利益

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对记者说,沂蒙根据地12年,让我们党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巨大魅力,也让我们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展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施政模式。虽然中央机关没有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一直处在艰难困苦战火连天的境遇中,通过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使这里的老百姓认识了党、了解了军队,形成了勇往直前跟党走的精神,也就是沂蒙精神。而她的本质,是干群血肉联系,军民鱼水深情。

1940年7月26日,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召开了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而山东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后来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的《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

这个光辉文献,全文发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众日报》上,1941年1月22日,《大众日报》又发表了《县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让群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得到旗帜鲜明地宣示。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选举出的会长范明枢是党外人士,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是国民党抗协代表。“当时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普遍采用了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构成比例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三三制及三三制政权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运用,这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其意义不可低估。”临沂市委党史委原副主任刘兆东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意。

1941年前后,在山东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在根据地村级政权中,大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长工村长、牛倌区长。“由于农民不识字,就创造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选举方法,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豆选’的办法。选民们对自己手中的那粒豆子看得非常神圣。他们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在今天看来,这种选举方法非常原始,但它却能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临沂市委党史委编审唐士文说。

历代王朝对老百姓都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广大穷苦百姓没机会读书,成了睁眼瞎。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打破了这一束缚,高度重视学校教育,让老百姓识字明理,提高觉悟。当时,实行的是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战时教育体制。到1941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小学7000多所,学生41万余人。这些孩子回家后又当小先生,教他们父母识字。另外,在农村,广泛开展了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学文化,“白天划地皮,晚上划肚皮”的学风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1946年11月5日《大众日报》报道了根据地老百姓学文化的热潮:“费县、沂水、莒南等县已有四百余处学校转给农民自办,农民欢天喜地打锣鼓扭秧歌,赶着小毛驴到处争聘老师,求得文化翻身……”

先进分子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存在于最大多数、最普通的人民大众之中。如何唤起广大民众?让他们得到实惠!这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山东,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减租减息、给雇工加薪决定。

刘兆东说,具体办法就是“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经过一系列工作,减租减息最后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以高粱为例,“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这样以来,人心向背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政策和最广大群众的利益真正结合起来,在民众中扎下了根。我们在莒南县大店群众工作展馆看到一组数据,1942年山东根据地(鲁中、滨海、胶东、清河4区)减租1.83万户,减租土地39.39万亩,减租额620.72万斤,减息款11.19万元,增资额2.30万元,增资粮929.40万斤,增资人数3.94万人。

为切实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进行了精兵简政,从1942年春到1943年春,共精简机关人员3万多人,其中精简党的机关人员和政府机关人员分别达到52%和46%。

抗战胜利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则使人民和党生死与共的关系更加牢固。当时参与沂南县依汶庄土改的李子超同志曾写了一首《土改有感》:铁树开花明了天,农奴奋起把身翻;印章到手抓枪杆,土地还家焚债券;重铐长镣全打碎,陈规旧制尽更弦;红旗指引光明路,团结一心永向前。

我们在沂南革命纪念馆看到一块展板,展出的是曾在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的美国人韩丁对“翻身”一词的解读。韩丁在1948年作为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他后来写了一本书《翻身》,在序言中他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记得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写到一个情节:支前的民工看到国民党军的俘虏队伍就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回到村里,他们都成了见过世面的人,会对村民说:“‘人’是什么?就是叉开两腿站着,顶天立地地站着!”

支前民工朴素表达的,就是翻身的感觉。

生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必须以群众利益为本位,让群众得最大的实惠,因为只有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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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权娟、杨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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