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历来坚持人民观点，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延安时期，在抗日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刻，党更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抗战建国的事业，必须要发动民众的力量。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更加融洽的党群关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党员群众心手相连、同甘共苦，为着团结抗战、共创幸福生活的目标一起努力。边区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主要经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艰苦奋斗的干部作风拉近了党群距离。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民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工作。1941年，边区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党员干部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草鞋、背包、粗衣薄被，尤其是在边区经济已经改善的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是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七分洋钱柴菜，每月一元或二三元的津贴，还常常几个月不能按发。如果说过去在战争中生活，一切不能不简单，而现在则和平的环境物质较丰，然而我们工作人员没沾染一点旧气，抱着“勤劳在先，享受在后”的一直奋斗到革命成功的信念。有些绅士们经过我们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严拒”之后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有些劳动人民见我们生活太苦，说：“你们为何不派点款，难道你们最低生活我们都不能负担？”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了这些情形，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以至于官民之间全无隔阂。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全心为民的干部作风，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
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延安时期，各级党员干部坚决摒弃了旧的官僚主义习气，贯彻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各种批评建议，并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1944年，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总结中讲道：倘若我们不继续密切联系实际，向群众学习，而让官僚主义的残余复活以至生长起来，我们就会不能继续前进，就会倒退，不能贯彻政策，完成任务。边区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也说，能不能做到首长动手，主动与群众结合，是区别领导作风好坏的关键。凡是首长负责与群众结合，丢掉了官僚主义的地方，就有生气、有办法、有创造，一切都日新月异。反之，高高在上，缺乏群众观点，不调查研究，不向群众学习，这些人就是在做官，而不是在作革命的领导工作。经过精兵简政与整风运动后，各级领导的作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淳耀县的县长刘永培，大量移民，创造白源村，创立田云贵合作社，发展挑铸原妇纺等等。在调动工作时，老百姓都拉着他，不许他走。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还体现在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包容上。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了大多数贫农的支持，然而在具体执行中也使一些土地出租户遭受了损失，《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特意刊发了一篇群众来信，题目是《我要加租》：“现在一垧川地（菜地）的收益，至少值三千元以上，我要向佃户收回，佃户不肯。要加租，又不肯，向边区政府交涉，也没有结果。放着自己的土地，自己却不能使用。”这样的不同意见不仅得以发表，而且还附上了耐心的法规政策解释，及时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高度重视基层一线群众工作。党的群众路线要求重视基层工作，密切党同农村、工厂一线的群众的联系，这是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边区政府要求各级党员干部都要深入工作生产一线，自己动手，与群众密切结合，与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在“赵占魁运动”中，各主管部门领导亲自深入工厂，普遍检查与整理，使得产量大为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在除奸反特工作中，保安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自己动手，形成了群众防奸运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保安机关的少数人员，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成效。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以至于当时的青年都十分热衷于到农村、工厂等基层一线，与群众最近的地方去工作，甚至出现了对机关、技术等类型工作的抵触。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认为乡级政权机关是和广大人民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的，过去乡村政权机关大部分的工作是动员工作。党群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在扎实、有效的基层工作中得到巩固。
时代在发展，但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仍是我们“最好的营养剂”。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值得今天深入学习并继续发扬，党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只有紧紧联系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原动力，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伟大目标。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历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