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是“四风”的重点，是其他“三风”的根子。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固有的思维定式和行事方式，而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基础，就是官僚主义的权力和体制
在反对“四风”的过程中，媒体的曝光、舆论的热议乃至公众的关注，似乎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官员的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上，对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许聚焦不多。这也难怪，前两个歪风比较表面化，舌尖上、车轮上的腐败也好，会所里、高尔夫球场上的奢侈也罢，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也拍得下来，一下就抓住了，所以易于激起公愤；而官僚主义则是隐蔽的、无形的，就像“软钉子”、“迷踪拳”，所以往往会被忽视，被轻轻放过。
其实“四风之中，官僚主义危害最大。要想刹住四风，杜绝官僚主义是关键”，习近平同志的这两句话，点明了官僚主义是“四风”的重点，是其他“三风”的根子。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固有的思维定式和行事方式，而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基础，就是官僚主义的权力和体制。
官僚主义当然是一种作风，所谓“浮、假、贪、满、骄、空、懒”是一种刻画，而“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很像一座神像”，毛泽东同志当年画的这幅像，今天不仍然栩栩如生吗？然而官僚主义又不仅是一种作风，它既是两千年封建官僚政治遗留下来的文化积淀，又是一种多年体制弊端的累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原因，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少制约，就是机构过于臃肿而责任又不分明——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突出反对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因为官僚主义是“四风”之最，更因为在当前“新常态”下，我们要“稳增长”，要力保“中高速”，就必须更多地向市场要活力，如果政府部门仍当“千手观音”，“多动症”仍然高发，“有形的手”仍然到处去伸，那么就只能“管死”，更何谈“放治”； 同时，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过程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亟须形成常态，而创新恰恰不是“管”出来而是“放”出来的。总之，“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应当成为当前改革的一个主要对象，这是反对“四风”的本来意义，也是“新常态”下凸显的紧迫新要求。
如果说，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已经取得明显战绩，那么反对官僚主义则还需要更加突出、更加有力。反“四风”已经两年，但在一些地方，企业办一件事要盖216个图章的“审批长征图”还在展开长卷；“一个窗口”后面，仍然站着几十个衙门需要“慢慢来，不着急”；一个“不”字，仍然挂在某些官员嘴上那么习惯那样“有感觉”；而一个市长一天仍然要批15斤公文，所以“16个副市长”和“21个副秘书长”还在那边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怪状并未得到大的改变。有的部门也“放权”，但是明放暗不放，长长一张清单几百项，有含金量的全部捏在手里，还有将上面放下的权截留下来，反而扩充了自己的“权力范围”的。当然新形势下，另有一种官僚主义出来，那便是“不拿也不干”、“不喝也不办”，不享乐不奢靡也不收好处费了，于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躺倒在那里混日子，这就不只是“懒政”、“庸官”了，而是把过去的“管、卡、压”变成了现在的“推、踢、拖”，仍然是把官僚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官僚主义的根源既然在于某些体制的弊端，那么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就要突出依靠改革。厉行行政权力改革，就要改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要害，就是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企业、市场、社会活力的“加法”，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削手中权”，这一条，不仅要改变我们多年形成的定势、方式和习惯，还一定会涉及被称为“一亩三分地”的“权力范围”和既得利益。一方面，行政改革要敢于碰格局，敢于啃硬骨头，敢于动“奶酪”，另一方面，我们的权力部门和官员，也要有自我革命的公心和“割腕”的勇气，不要恋权，不要打“小九九”，更不要成为改革的阻力。总之，不动机制体制弊端这个根源，不依靠改革，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仅仅停留于作风层面，那么官僚作风也会难以改变，就会“涛声依旧”、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