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實踐活動啟動以來，各地以焦裕祿為鏡，學習焦裕祿精神，這讓我們不由地想起一個焦裕祿式的干部——孫文龍。
他是一位去世30多年的干部，可是老百姓卻至今難忘，以至每年清明節還有群眾上墳祭奠。這不僅因為他留下了澤披后世的水利工程，留下了致富百姓的桑蠶產業，更因他留下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形象。糞簍書記、蠶桑書記、養豬書記、北瓜書記、棉花書記、水利書記、氣象書記……在群眾心目中，他的形象永遠是農民的樣，朋友的樣，親民的樣和無私奉獻、俯身干事、敢於擔當的樣。
30多年后，我們再次去群眾中尋訪他的模樣，從他的事跡中找尋答案：群眾滿意的干部應該怎麼當？
1982年，病逝在工作崗位的孫文龍回到家鄉——陽城縣孤堆底村，葬在他帶領群眾綠化的孤堆山下。孤堆山下的孫文龍不孤單。群眾自發捐款為他建起紀念館，隔三差五總有人來看望他﹔孫文龍的故事在民間被編成歌、排成戲，四處傳唱，他活在無數百姓的心坎上。
土地不會忘，孫文龍曾用汗水把它澆灌﹔青山不會忘，是他讓荒坡披上綠裝﹔百姓更不會忘，孫文龍帶著大伙種下了致富的蠶桑。陽城、武鄉、屯留，孫文龍都任過縣委書記，他走過的山山水水為什麼總是充滿生機，他的故事一樁樁一件件為什麼讓人無法忘記？踏著他的足跡去尋訪，讓老百姓給我們答案。
朋友一樣，時時處處替百姓著想，群眾都願意跟著他干
5月，太行山已被鬆柏染綠，生機無限。陽城縣固隆鄉（過去叫文敏鄉），依坡順勢而建的廣場上，十幾名鄉干部人手一把剪刀，正在孫文龍的畫像前宣誓。鄉黨委書記范常勝說：“每人一把剪刀，包兩家農戶，和群眾一起上山修剪核桃樹，多動手少動嘴，孫文龍把這種作風永遠留在了固隆。”
固隆是孫文龍回陽城工作的第一站。1957年，孫文龍從省公安廳主動要求還鄉支農，剛入固隆鄉地界，一片片沒犁的白茬地讓他犯了嘀咕，“撂著不翻，肯定影響來年的產量”。其實，這是當地農民多年的習慣，也知道翻茬的好處，但因為地太多就顧不上管了，而孫文龍剛上任就想改變這個習慣。
盡管把各村的農業社長叫回來動員一番，但都沒把這個新來的年輕鄉長放在心上。孫文龍有他的辦法，給鄉裡的干部每人配一把镢、一把鍬，自己帶頭干。看著他滿手的水泡，農民們知道“這不是個指手畫腳的干部，而是個能和老百姓同甘苦的官”。趕在上凍之前，全鄉七八千畝的茬地被翻了一遍。第二年固隆鄉糧食空前高產，鄉裡人對孫文龍有了好感，他說栽桑就栽桑，他說壘塄就壘塄。
俯下身子，沒有架子，心裡想的和農民一樣，這樣的官老百姓喜歡。在寺頭當鄉長時，他見老百姓吃油很困難，便從老家孤堆底村砍了一枝果實累累的黑椋子樹，步行八十多裡扛到寺頭鄉，召開村干部會議推廣種植，很多人認為他在瞎干。現在，寺頭鄉還有吃黑椋子油的習慣，男女老少都知道這和孫文龍有關。真給老百姓辦事，過多久他們也不會忘。
你親民，民也親你，當地老百姓親到可以叫他的外號，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糞簍書記”。孫文龍下鄉總愛挎個糞簍，拾滿就倒到農民的糞堆上。剛開始，人們當洋相看，時間一長都知道他不是在裝。孫文龍說：“要讓群眾辦的事，我們干部必須先干，糞簍是干部和群眾聯系的橋梁。”
除了開會、學習，孫文龍幾乎每天都和農民在一起，留在民間的故事有幾籮筐。
1957年，固隆鄉府底村有一位孤寡老農去世了，死后3天才被人發現。時任鄉長的孫文龍得知情況，馬上組織干部為老漢辦喪事，親自為其穿衣裝殮，抬棺送葬。共產黨的鄉長當“孝子”，此事至今在當地廣為流傳。
不管大事小情，隻要他遇上就不會不管。孫文龍下鄉檢查，車子走到半路，突然看到有個農民在拼命地跑，原來他家的母牛難產，急著要到鄉裡找獸醫。孫文龍趕緊讓司機把車停下，一把將他拽到車上，“坐我的車去”。車拉著農民去趕路，縣委書記卻撂在了路旁。
1976年，陽城縣下孔村鄭青和家中失火，兩個孩子嚴重燒傷。正在那裡下鄉的孫文龍聽說后，用自己的車把鄭青和一家送到城裡，跑前跑后像對自己的朋友、鄰居一樣。孩子病情雖控制住了，但后續治療的費用卻難住了鄭青和。孫文龍說：“莫慌，莫慌，我給你想法子。”他不僅和醫院協商，妥善處理了鄭青和欠下的醫藥費，還給生產隊寫信囑咐，鄭青和的事集體一定要繼續管。
今年73歲的郝旭初，陸陸續續在孫文龍身邊工作了十幾年，在他看來孫文龍和農民處得和朋友一樣。群眾眼裡的孫文龍“當官不像官，就愛跟老百姓吃一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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