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擔當，關鍵時候不會把百姓甩下不管，這樣的官誰不喜歡
如果面前有一台天平，一邊是官位一邊是百姓，孰重孰輕？孫文龍會毫不猶豫做出選擇。在他看來，與群眾利益相比，頭上那頂帽子不算啥。群眾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官，要的是敢於擔當的官，時時想著為他們辦事的官。
在鄉鎮歷練了多年，35歲的孫文龍當上了陽城副縣長。此時，他剛有了興修水利改變全縣農業面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陽城也和全國一樣，滿街的大字報，除了“革命”什麼都不能干，一心要抓生產的孫文龍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苗苗”。
即便這樣，孫文龍沒有撂下挑子明哲保身，而是冒著風險，變著法子去干。他主動提出到農村“勞動改造”，不是為去逃難，而是要偷偷繼續他的水利夢想。在陽城縣潤城鎮西坡村接受“改造”期間，孫文龍“串通”幾個頗有水利特長的“臭老九”“土專家”，白天走河谷、爬山梁，晚上在煤油燈下畫圖紙、做方案，和地下工作者沒有兩樣。
干部隻要真心辦事，沒有什麼能阻擋。為促使工程早日上馬，他找到當時的縣革委主任李維彬：“30萬人要吃飯。救濟糧隻能救一時，陽城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在水上做文章。利用沁河水建水輪泵站，換來萬畝良田，我們為什麼不干？”
孫文龍的方案兩次提交革委會，兩次沒有通過。道理大家都懂，但那樣的形勢下，誰也為難。天天在農村泡著，孫文龍知道興修水利是群眾所想。孫文龍並沒有泄氣，認准了造福人民的好事，再大的風險他也願意承擔。走出會議室，戴一頂草帽，背一個水壺，挎一個小包，又回到25平方公裡的工程面上。他一邊干，一邊完善方案，又一次提交革委會討論。這次他真急了，大聲地朗讀著“最高指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工地也是革命的戰場！”虛實並舉，有理有據，會議終於通過了他的方案。
幾年后，北留水輪泵站終於建成了，是當時華北地區第二大水利工程，陽城因此多了1萬余畝水澆地。后人統計，孫文龍在陽城工作期間，興建了大小水利工程2000多項，全縣水地達到8.6萬多畝。做了福澤一方的事，人們就不會淡忘他。直至今日，逢年過節還有許多老百姓自發地去他的家中、路邊、墳前祭奠他。
上了年歲的陽城人都記得1973年那場災難。連續3年大旱，地裡裂了縫，倉裡沒了糧，百姓慌了神。餓急了的人們紛紛去河南找糧。說是糧，其實就是河南人喂豬的紅薯渣。即便這樣，去的人也是十有八九空手而還。因為糧食統購統銷，嚴禁私自買賣，路上要過一道又一道的關卡。有一個人擔著鐵鍋去換糧，結果鐵鍋被沒收了，又去賣血換了些紅薯渣，最后沒到家就死在了路上。
孫文龍心疼了，動怒了：“罪過呀！真要餓死人，我們就是罪人了。不讓私人販，政府出面買！”由政府出面購買紅薯渣，往小說是違反政策，往大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勢。
縣委班子成員都在問：“出了問題誰負責？”孫文龍當即拍板：“我！”就這樣，縣裡撥出專款，組織車輛買回100萬公斤紅薯渣，幫助群眾渡過了飢荒。
因為買紅薯渣的事，有人把狀告到了中央。面對調查組，孫文龍理直氣壯：“我是共產黨員，隻要能救老百姓命，就算撤我的職、判我的刑，我都願意干……”
太平官好當，做個有作為、有肝膽的官難。1977年，孫文龍調任武鄉縣委書記，到任不久便在當地大興農事，搞起了桑蠶。盡管都是富裕一方的好事，但還是遇到了阻攔。先是改造河灘砍了一些劣質病殘老楊樹，被捅到《人民日報》，發了個“武鄉縣委書記孫文龍憑長官意志亂砍濫伐”的批評報道。后來又因發展桑蠶產業，有人告他 “不學大寨學陽城，另樹典型對抗中央”。
難得的是，面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和無端的干擾，孫文龍方寸不亂。他說：“干事業就得有風險，隻要我們干的是對人民有利的事業，吃點苦、受點冤、冒點險，又算得了什麼！再說，我們要相信組織，是非自有公論。”任職武鄉的3年，上邊的調查工作組來了3次，但每一次都帶著對孫文龍崇敬的心情離開武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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