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鎮會師 新華社發
陝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西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和陝北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唯一革命根據地，為紅軍三大主力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中共中央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提供了條件，為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挺進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
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產黨人長期艱苦斗爭的結果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西北布下革命火種。中共組織以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名義創辦了“西北黃埔”——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校長、副校長和學員隊長皆為共產黨員。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鄧小平，任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講授《中國革命史》《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布爾什維克十二條》等課程。1927年7月，該校已有學員700余人，共產黨員100多人，為西北地區培養了一批軍事、政治人才。
八七會議后，中共在西北領導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產黨人，艱苦斗爭，愈挫愈奮，終於在陝甘邊區和陝北地區建立起革命武裝，開展土地革命，形成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和陝北革命根據地。
1935年2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陝北特委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陝甘邊區、陝北兩個革命根據地的黨組織和紅軍主力及游擊隊。從此，兩個革命根據地統稱陝甘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陝甘革命根據地北到長城，南至淳化，西達固原，東到黃河，有36個縣和一個特區。1937年3月改為陝甘寧特區，5月改為陝甘寧邊區。
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是中國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與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有著共同的規律——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由於歷史原因、地理環境和社會條件的不同，陝甘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中又形成了自身特點，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這個邊區是土地革命時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個區域，保存了幾千干部。毛澤東認為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他為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認為“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這既是對陝甘革命根據地開創者的評價，也是對陝甘革命根據地全體軍民的評價。
陝甘革命根據地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
陝甘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創建和“碩果僅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積極探索，自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制訂了一系列適合陝甘地區情況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土地政策方面，政策靈活，沒收地主及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參加勞動的可以分地。分川地（平川的土地）不分山地，因為山地很多沒有人種，川地也是種一年休耕一年。中心地區分土地，邊沿地區不分，隨著根據地的擴大，邊沿區變成中心區后再分配土地。田地、青苗一起分，因農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會降低農民積極性。沒收地主、富農的牛羊分給雇農、貧農和缺牛羊的中農等。財經糧食政策方面，鼓勵農民生產，發展農業，增加糧食﹔成立牧場，養豬放羊﹔建立流動倉庫，靠收買民糧供給紅軍﹔財源、糧源主要取之於豪紳地主，並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成立集市，便利交易，保護小商人，允許其來根據地做生意﹔發行根據地鈔票，流通金融。軍事政策方面，實行自願的兵役制，群眾參加游擊隊后，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成排成連地編到紅軍裡去﹔在戰斗動員上規定各種條例，如赤衛隊條例，動員方式是自願的，武器是沒收豪紳地主的，在軍紀上也規定出新的條例﹔在赤衛隊基礎上廣泛成立游擊小組，獎勵游擊隊買武器，收繳敵人的武器歸自己使用﹔成立軍政干部學校，培養軍政干部﹔成立民間遞步哨，幫助紅軍做情報工作﹔對犧牲的戰士付給埋葬費和撫恤金。民團政策方面，與靠近紅軍的民團建立互不侵犯關系，對極端反動的民團則堅決消滅，對保持中立的民團教育爭取。各種社會政策方面，對哥老會採取爭取政策，頒布並宣傳禁煙、禁賭、放足等條例，引導群眾移風易俗﹔對紅軍家屬、社會上的孤寡殘疾，予以救濟。肅反政策方面，對敵探和証據確鑿的反革命分子實行鎮壓，不殺亦無損於革命的可保釋感化。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對政治上清楚的知識分子，一概相信並分配適當工作。俘虜政策方面，對俘虜採取教育、爭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隨便殺掉。文化教育政策方面，興辦列寧小學，推動農村青少年教育。
實踐証明，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這些政策切合實際，適合西北民情，符合中國國情，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這也是陝甘革命根據地能夠在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落后、地處西北一隅的艱苦條件下，創建、生存和發展的根源所在。
陝甘革命根據地積累了創建、堅持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寶貴經驗
在自然環境極端艱苦的西北、在遠離中共中央的情況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陝甘革命根據地，打退國民黨軍多次進攻，排除黨內歷次右傾和“左”傾錯誤的干擾，創造了豐富的具有陝甘地區特色的歷史經驗。
始終不渝地堅持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產黨人貫徹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一直十分堅決。大革命失敗后，及時把黨組織的主要力量轉移到農村，組織優秀黨員深入農村，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先后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兩當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創建了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和大批游擊隊，逐村逐戶做群眾工作，建立起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和陝北革命根據地，形成統一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其間，“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時期，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熱衷於城市斗爭，多次給陝甘地區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造成挫折和失敗。但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總是不氣餒、不懈怠、不動搖，立足農村，總結經驗教訓，推動陝甘地區革命形勢不斷發展。
始終不渝地堅持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為了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劉志丹、習仲勛等曾經打入國民黨軍內部，通過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發展共產黨員，建立中共組織，從事兵運工作和軍事工作，領導多次兵變。通過實踐檢驗，陝甘地區共產黨人認識到，純粹的軍事運動如果不同農民運動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結合起來，以起義官兵為主體的武裝起義就難以存在和堅持下去。從此，把開展武裝斗爭與發動貧苦農民開展分地、分糧、分財物，抗稅、抗租、抗債、抗糧、抗款結合起來，把建立紅軍和游擊隊同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結合起來，把土地革命與建立工農政權結合起來，把游擊戰與運動戰結合起來，逐漸贏得了主動，打開了新的局面。
始終不渝地堅持具有陝甘特色的“梢林主義”。習仲勛認為，“梢林主義”是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馬克思主義。把根據地叫做“梢林”，這是從三原、渭北平原碰釘子碰出來的。在敵我力量對比上，革命力量處於劣勢，處於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在平原上對於敵人有利，對於革命力量則有害。“梢林”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於根據地的開拓和發展。雖然“梢林”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后，環境極其艱苦，但是群眾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因此，共產黨組織總是先進行群眾工作，然后組織武裝隊伍，開辟根據地，建立革命政權。對於根據地建設，不搞孤立主義，在確定中心區的基礎上，以主力紅軍為骨干，建立多處游擊區，擴大回旋余地，互相呼應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積聚和擴大統一起來。
始終不渝地堅持革命統一戰線。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証明，搞“左”傾教條主義隻會孤立自己，對革命事業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對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勢力，總是努力進行爭取﹔凡是同情、傾向革命的地方勢力，都熱忱相待﹔對可以爭取的哥老會頭目、民團團總、保安團官兵、紅槍會頭頭，盡量團結和爭取。對於某些貧困農民被逼無奈結成的土匪，則經過長期改造成為游擊隊，引上革命道路。這樣，減少了敵對勢力，增加了革命力量。
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正確路線。陝甘地區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多次遭受黨內右傾錯誤和“左”傾教條主義的打擊，始終保持高度的黨性原則、堅定的政治信念、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精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路線，不斷克服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的干擾，經受住了挫折和失敗的嚴峻考驗。在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系的情況下，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善於把黨的正確路線同陝甘地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正確地估量敵情我情，按照客觀情況決定政策，獨立自主地解決和處理重大問題，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獨創，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作出重大貢獻。
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在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始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植根群眾、服務群眾，成為西北地區著名的群眾領袖。習仲勛經常和同志們一起，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逐村調查研究，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開展工作，一家一戶地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開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捐、抗稅、分糧斗爭。在這個基礎上，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建立各級民主政府。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建立后，習仲勛向各級干部強調：“對根據地群眾開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一家一戶做工作，一家都不能落下。調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況，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過土地革命，從宣傳群眾到組織群眾，條件成熟時就建立紅色政權，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對紅軍家屬開展工作時，要鼓勵他們堅定信心，支持紅軍和邊區政府。要了解他們的困難，及時解決。幫助他們孝敬老人、撫養子女……對他們的家屬要經常宣傳、爭取和教育，詳細了解他們的各種情況，生活困難的要適當接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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