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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撼瀾:解決“四風”問題必須從源頭上治理

2014年03月25日15:32  來源:重慶日報

2013年6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強調,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形式主義的主要表現有:弄虛作假,不求實效,隻圖上級肯定和領導滿意;好大喜功,欺上瞞下,圍繞領導喜好和個人升遷行事;脫離實際,照搬照套,把上級的指示當教條等。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有:為經營個人政治前途,不講科學發展,搞“政績工程”,虛報浮夸;行使權力不講規則,獨斷專行濫用權力;用權謀利為己而不為民,搞權物交易、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之類的權力尋租;做官當老爺,不深入基層和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等。享樂主義是一種心態,主要表現有:在精神狀態上,萎靡不振,貪圖安逸,不思進取;在工作態度上,怕苦怕累,逃避責任,不願意到艱苦地方工作,不願意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公務活動中,講排場,比闊氣,鋪張浪費;在生活方式上,吃喝玩樂,花天酒地,聲色犬馬。奢靡之風是享樂主義心態外化的實際行動,主要表現有:會議需要住宿豪華酒店,吃喝珍饈佳釀;出行講究配備豪華座駕,警車開道;辦公追求超標准修建和裝修樓堂館所等等。這“四風”是違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是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也是損害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根源。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其目的不在於“辦活動”,而在於轉作風,就是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

“四風”問題暴露了我們黨員干部隊伍在文化素質、思維方式、道德水平、黨性修養方面存在的缺陷,也凸顯了干部管理制度、考核體系、領導體制、決策機制、社會輿論等方面的弊端。解決“四風”問題當然要求黨員領導干部按照“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而治本之策必須從源頭上治理。

要建設學習型黨組織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解決“四風”問題,根本的是要解決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問題。我們黨歷來是以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建設根本。按照黨的十八大的要求,思想建設的途徑是“抓好黨性教育這個核心”,“抓好道德建設這個基礎”。黨的十八大也提出了建設學習型執政黨的任務,具體到基礎黨組織就要“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創建”。

隻有通過建設學習型黨組織,提高黨員干部的文化素質、思維方式、道德水平、黨性修養,才能有求真務實的哲學素養,有創新求變思維方式,有不謀私利、誠實守信的道德准則,有人民利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黨性修養。通過建設學習型黨組織,使黨員干部強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擺正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拋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使黨員、干部深刻認識到,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通過建設學習型黨組織,使黨員干部進一步認清我國的基本國情,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堅持從基本國情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既增強加快各項事業的發展的緊迫感,又充分考慮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腳踏實地,艱苦奮斗,從而拋棄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所以,要使學習成為各級黨組織的鮮明特征,成為選人用人的重要導向,成為每個黨員領導干部的自覺追求。通過建設學習型政黨、學習型黨組織,為解決“四風”問題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要加強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

決策是各級領導者的主要職責。領導決策中私利驅動、權力濫用、感情非理性、方法不科學等因素造成的決策失誤,不但嚴重地影響到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也敗壞了黨的作風。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是促進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解決“四風”問題的重要手段。

加強決策民主化,要在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信訪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黨委、政府熱線,領導接待日等制度,逐步建立現代聽証制度、民意測驗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等,傾聽群眾呼聲和意見,吸引多方參與決策。在群眾參與決策方面,重大決策應當通過聽証會、咨詢會、協商座談,重大事項經過社會公示和公開聽証,重大項目公開招投標,實行村務、廠務、政務、財務、黨務公開。這將使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都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把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結合起來,防止權力濫用,遏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加強決策科學化,要求在決策中要注重調查研究。通過調查,廣泛聽取群眾意見,集思廣益,弄清情況,為決策提供具體可靠的科學依據。要求在決策中要善納專家咨詢意見。重大問題的決策,必須充分發揮各方面專家的專業特長,對有關數據資料和復雜情況進行全面分析綜合。

為了提高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水平,要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決策理論。要充分擴大運用計算機技術、現代通訊技術和數學分析方法對具體決策對象的大量復雜信息進行綜合性定量分析。建立必要的信息收集處理平台(如數據庫)、創新工作機制(如顧問團、務虛會等),使領導決策透明化、現代化。善於借用“外腦”決策,校正規避決策者的思維定勢、認識局限性和感情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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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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