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遍觀當今世界數以千計的政黨，若論凝聚力和戰斗力，無出中國共產黨其右者。
長征路上，衣衫襤褸，缺槍少彈，九死一生，一聲“救亡圖存”，應者綿延兩萬五千裡，最終涓滴匯海而成大潮流，眾志成城而為新中國。為緩解糧食壓力、減少工資支出，上世紀60年代初全國精簡職工近2000萬，壓縮城鎮人口2600萬、吃商品糧人數2800萬，沒有補償，甚至不用動員，當事者竟幾無怨言。毛澤東由衷贊嘆：我們的中國人民、我們的廣大干部，好呀！兩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黨能辦到？
為什麼能辦到？
斯諾去陝北尋找答案。“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裡，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系著斷了一隻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吃的是‘面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
就是在那裡，朱德寫下真摯的悼文：“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1973年，得知甘肅定西連續22個月沒下過透雨，數十萬人缺水，數百萬人缺糧，病中的周恩來在報告上連續寫下9個“不夠”和3個感嘆號：“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
1958年，在重慶綦江，輕車簡從的鄧小平臨行前從車窗伸出頭來，叮囑年輕的區長：“小王，不要忘記農民，人民要吃飯，人民要吃飯，人民要吃飯。”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路線。面對群眾，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應有任何特權，為人民謀幸福從來都是黨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正如學者所分析，其他政黨之所以沒有完成“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任務”，原因正在於“都與民眾不生關系，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而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聯系人民群眾的黨”，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艱難行程，走向復興、走向輝煌。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循著群眾路線的脈絡，我們黨所展現出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東方魔力”，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興國之光”，也是我們今天攻堅克難、接續夢想的動力之源。
（四）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條件變了，環境變了，黨的群眾路線必將面臨嚴峻考驗。對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而言，尤其如此。
戰爭環境下，黨的生存直接取決於群眾對黨的態度。執政之后，政治地位的改變，對整個國家機器的掌握和支配，使黨有了前所未有的豐厚資源。在某種程度上，群眾生活能否改善、生產能否順利發展，都反過來依賴於黨的路線政策，依賴於黨的各級機關的工作態度，依賴於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這種依存關系的轉變，往往成為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
當黨政干部執掌了大量公共權力而又缺少相應的制約，“官僚主義”的壞風氣便可能冒頭甚至蔓延。黨注意作風建設時，領導干部會自覺聯系群眾，幫助群眾解決困難﹔而當黨風不正時，“突出官權、泯滅民權，以官為主、以民為仆，以官為本，唯官是從，官民嚴重對立”的官本位思想就會像病菌一樣四處流布，黨的生活變得隨意化、庸俗化，黨內自由主義與好人主義盛行，一些黨員甚至擋不住誘惑、守不住底線，掌握大權的領導干部與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
形式主義是官僚主義的孿生兄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顛倒了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系，對上唯唯諾諾，時時盯著領導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甚至不惜通過弄虛作假、竭澤而漁、寅吃卯糧來換取所謂“政績”﹔對基層群眾的感受卻不敏感、不關注乃至不在乎。對上“看天氣”，對下“耍霸氣”，辦公室裡“找靈氣”，卻唯獨不到群眾中“接地氣”。要讓他們為了群眾利益去堅持原則得罪人、動自己的奶酪，更是連門都沒有。
權力對於執政者的侵蝕是致命的。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公權”與“私利”的界限很容易變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卻可能有“家天下”的錯覺。面對從手中汩汩流過的財富和資源，主觀的自覺與客觀的監督隻要有絲毫鬆動，要抵御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誘惑，就變得難上加難。
不是沒有前車之鑒。最令人震撼的蛻變，發生在曾令帝國主義聞風喪膽的社會主義蘇聯。十月革命后的糧食危機時期，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卻因吃不飽飯，昏倒在會場。列寧不得不倡議設立“療養食堂”，強迫黨的高級干部在那裡“為人民吃飯”。到赫魯曉夫時期，這些療養食堂已變身為遍布各加盟共和國的“小白樺”商店，為近百萬特權階層專供各種稀缺和進口產品。“專門的醫院、專門的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賽似皇宮盛宴的特制佳肴，還有舒服的交通工具”，葉利欽回憶，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他配有3個廚師、3個服務員、1名清潔女工，還有1名花匠，“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以享受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那時就會覺得什麼世界革命、什麼最高勞動生產率，還有全國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到今天，有著74年歷史的蘇聯，已經解體22年。20多年來，對於蘇共亡黨亡國的反思，在社會主義中國從未停止。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防住了經得起，我們就能涉險過關，實現長治久安。防不住經不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盛行，所帶來的不僅是“載舟覆舟”的千古警思，更有亡黨亡國的滅頂之災。
正是站在這樣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強調：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牆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就有可能發生毛澤東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別姬”。
（五）理想信念的動搖，是脫離群眾的根源。橫亙在黨和群眾之間的障礙，比任何經典著作的描述更為復雜。
“打江山”、“鬧革命”的老一輩，許多來自備受壓迫的社會底層，還有不少則是大戶人家的“叛逆”。他們對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摯，對群眾的疾苦了如指掌，與平民大眾“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來到河北農村做調研，一屁股就坐在農民家的門檻上。這一坐，坐來的是農民張二廷掏心窩的話。那之后，願聽真話的周恩來信守承諾，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說真話的農民朋友。彭德懷回鄉搞調查，晚上座談，干部說糧食產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電就往稻田裡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個眼見為實。
如今，老一代的風范已成記憶。不少在相對優越的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領導干部，對黨與群眾唇齒相依、生死與共的血肉聯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強調“精英治國”、“專家治國”，忘記了群眾這個根本。更有眾多“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機關門”的“三門干部”，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對基層情況不甚了了。一些領導干部，或者把百姓視為管理學上的對象，對群眾感情不深、關切不夠﹔或者缺少處理基層復雜問題的能力，“不想下基層去”的畏懼與“想下基層下不去”的尷尬並存﹔更有甚者，將“密切聯系群眾”變成了密切聯系錢權，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群眾利益之上,把“魚水關系”變成了“油水關系”甚至“水火關系”，干群之間的距離被愈拉愈遠。
“脫離群眾”，有主觀努力的不足，也有環境變化帶來的實際困難。
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競爭、流動、分化的趨勢。打破單位、地域、城鄉、所有制的界限，“流動中國”擴大了人們的交往，增添了社會活力，也讓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更加廣泛。
同樣是流動人口子女就學，農村孩子希望進城分享名師名校優質教育，城裡家長擔心稀釋教育資源加劇升學競爭。同樣是小商小販沿街叫賣，有人認為便利了生活，有人認為攪擾了秩序，有人覺得有礙市容應該懲處，有人覺得弱勢群體需要保護。同樣是治理城市交通擁堵，騎車者為自行車爭路權，開車者為車位鼓與呼，家境寬裕者反對限行搖號，低收入者認為征收擁堵費是以錢劃線歧視窮人……
這些態度截然不同、意見南轅北轍的人，都是群眾的一分子，都是黨和政府的服務對象。面對如此多樣、多元、多變的利益格局，群眾工作的困難與日俱增，挑戰前所未有。近年來，規模可觀的上訪人群，時有耳聞的群體事件，一方面說明，群眾對自身權利的焦慮和利益敏感不斷上升，我們黨統籌協調群眾工作的難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黨員干部在群眾工作中“失語”，在群眾方法上“失效”，在群眾路線中“失位”，聯系群眾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疊加，使得黨群干群關系面臨空前嚴峻的時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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