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虛謹慎、艱苦奮斗，隻見公仆不見官
“隻見公仆不見官”，這恐怕是每一個參觀過西柏坡的人的強烈感受。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的同志們一樣過著艱苦朴素的生活，吃穿住用，是那麼普通，幾乎和老百姓沒有什麼區別。
毛澤東的衣褲件件有補丁。不經他同意，誰都不能給他領新衣服。毛衣毛褲穿破了，上邊有了大窟窿，讓工作人員給補補接著穿。他的一件睡衣，曾經補了73次，穿了20多年。
走進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周恩來同志舊居，辦公桌上放著的一個舊茶缸常常引起參觀者的注意：一個粗瓷小碟子蓋在茶缸上，就算缸蓋兒了。原來，茶缸蓋兒掉在地上被車軋壞了，衛士長成元功到供給處領了一個新的帶蓋兒茶缸給他換上。周恩來發現后，卻讓他退回去，將舊茶缸又拿了回來，從書架上拿下一個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蓋，說：“這不正合適嗎？”
西柏坡中央大院本來就不大，中央領導們的住房也都很簡陋。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西柏坡一下多出那麼多人，住房便成了問題。為了安頓從東北來的王稼祥和朱仲麗夫婦，朱德和康克清主動與他們做了“團結戶”，把自己的床讓給他們，自己打地鋪，中間隻拉了一條布帘。
那時的工作條件，也真是因陋就簡。
參觀中央軍委作戰室舊址，講解人員會告訴你，這房子還是中央機關自己修建的，裡面有一部電話，兩幅地圖，三張桌子還分屬三個科室。敵我力量的對比，曾先后用電光紙剪成的三角旗、紅藍鉛筆和自己紡的毛線染上紅藍顏色標注。然而，就是在這樣極其簡陋的司令部，我黨成功指揮了包括三大戰役在內的二十多次戰役。
西柏坡紀念館第二展室內，有一個全國土地會議簡陋會場的模擬場景。其時，村裡老百姓的一個打麥場，放了兩張桌子，幾條板凳，上面搭一個布棚，便是主席台了。一幅當時的照片顯示，出席會議的代表們有的坐在石頭、馬扎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據當時布置會場的工作人員回憶，也曾向中央首長們請示借些凳子讓與會者坐。可劉少奇說：“可以以石作凳、以膝當桌嘛！”朱德說：“能弄來那麼多桌凳當然好。可是我們沒有，用一張桌子也要向老鄉借。能開會就行了，能不麻煩老鄉就不要麻煩老鄉了。”開會時，衛士給朱老總借來一把木板椅，朱老總接過來放在面前當桌子，然后坐在一塊石頭上，埋頭往本子上記起來。
在西柏坡紀念館裡，存有記錄七屆二中全會會議情況的一段無聲錄像，當時中央委員們就穿著普通的粗布棉襖，有的還自己拎著小板凳參加會議，散會后再搬回去。
這個劃時代的會議，是在中央大院食堂召開的。會場上沒有麥克風和擴音設備，沒有擺放桌簽。與會人員沒有固定位置，來早了靠前坐，晚了靠后坐。
“西柏坡時期，解放區經濟、政治、軍事實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完全有條件改善辦公條件和生活水平，但中央領導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以身作則，謙虛謹慎，克勤克儉，艱苦奮斗。”張志平說，這為全黨、全軍樹立了楷模。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55歲的生日。其時，淮海戰役激戰正酣，他密切關注戰局變化，日夜操勞。中央機關一些同志准備趁他生日殺頭豬，做一頓紅燒肉給他祝壽，既補充營養又讓他放鬆一下。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及時制止了。
毛澤東還強烈反對將他抬至過高的位置。面對黨內有同志“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把新成立的青年團命名為“毛澤東青年團”以及以毛澤東像作為即將發行的人民幣票面主圖的建議，毛澤東也都拒絕了。就有的同志想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提法的考慮，毛澤東回信說：“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並說“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麼‘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就青年團的名稱，他專門致信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請告東北局，不用‘毛澤東青年團’名稱，一律稱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他的堅持下，人民幣的票面設計，最終選擇反映解放區工農業生產建設的圖景為圖案。
在籌劃召集新政協和建立新中國的日子裡，毛澤東親自寫信、起草電報，征求許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見，邀請他們到解放區共商國是。對這些民主人士，毛澤東用詞十分謙遜。在給李濟深和沈鈞儒的信中，他寫道：“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在給陳嘉庚的邀請電中，他寫道：“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人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並祈賜復。”
不僅毛澤東謙虛謹慎，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如此。全國土地會議期間，劉少奇每次讓工作人員去通知代表們座談時，都這樣叮囑：“跟代表們說話要客氣，不能和下命令一樣。就說少奇請你們到他那裡去坐坐。”
《周恩來傳》中記載，西柏坡時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干部回憶：“他從來沒有歇過一天假。每天夜裡都是工作到凌晨才去睡覺，到了九點又准時起床，一天最多休息五個小時，其余時間便一直埋頭在工作裡。深夜十二點，給他送來夜宵，一碗米飯，一碗菜湯，一盤小菜，放在進門的小茶幾上，經常需要警衛員幾次提醒他吃飯。不然，放涼了，還顧不上吃。”
被譽為“黨和人民的駱駝”的任弼時，國民黨統治時期曾兩次被捕入獄，身體受到嚴重摧殘，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醫生建議他每天工作不能超過四個小時，而實際上他每天工作的時間要成倍增加。新中國成立僅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7日，為革命鞠躬盡瘁的任弼時就倒在了自己的崗位上，年僅46歲。
董必武是黨內“五老”之一，在西柏坡時已年過六旬，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看成是黨的事業的“一塊做補丁的布頭”。當時，為了工作方便，中央機關配備了兩部汽車，董老年逾花甲，身體也不算好，按規定外出辦事完全可以坐車去，但他總是騎馬。擔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職務后，他還分擔著每月15斤小米的生產任務﹔工作之余，還從夫人那裡學會了紡線。
面對即將到來的勝利，一些不良思想傾向也開始在黨內顯露，這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警覺。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敏銳地指出了四種情緒可能出現的危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正是這種深深的憂患意識，促使他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著名論述。
也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提議並由會議制定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和反對突出個人的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這六條規定，把反對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傾向的努力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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