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西柏坡毛澤東同志舊居辦公室一角。 本報記者 陳騰飛攝
解放戰爭時期,群眾幫助解放軍運送物資。 (西柏坡紀念館館藏資料照片)
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石門封鎖太行山,勇士掀開指顧間。盡滅全師收重鎮,不教胡馬返秦關。攻堅戰術開新面,久困人民動笑顏。我黨英雄真輩出,從茲不慮鬢毛斑。”
這首鐫刻在石家庄解放紀念碑上的詩,是朱德總司令為慶祝我軍攻克石家庄所作。開創我軍奪取大城市先例的石家庄戰役,凝結著朱老總的大量心血。
西柏坡紀念館副研究員王彥紅介紹,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達西柏坡后,朱德集中精力指導晉察冀的軍事工作。經過深入調查,他報請中央批准組建了晉察冀野戰軍,並成功組織了清風店戰役,徹底扭轉了晉察冀軍事斗爭局面,解放石家庄的條件日趨成熟。
為總結清風店戰役經驗,探尋解放石家庄之策,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年逾花甲的朱德隻帶了幾個人,乘一輛吉普車,從西柏坡來到安國,與晉察冀野戰軍各級干部廣泛接觸。石家庄戰役打響前,他要求留在前線指揮,后經毛澤東勸說,才轉移到冀中軍區所在地河間。戰后,為及時總結推廣石家庄戰役的經驗,他在晉州侯城村一連四天與連排班干部戰士座談,據當時臨時擔任其秘書的何其芳回憶,四天之中,朱德先后與31人促膝而談。隨后,他又不顧敵機轟炸和戰后秩序較亂,冒著危險,踏著焦土,迎著寒風,視察了石家庄的軍事設施、煉焦廠和大興紗廠等。接到朱德關於石家庄戰役經驗和城市管理工作的匯報信后,黨中央和毛澤東高度重視,立即將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戰軍轉發,要求遵照執行。
“深入細致、客觀全面的調查研究和分析論証,是科學決策的先決條件。在西柏坡時期,我黨特別重視實事求是。可以說,正是因為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才為政策制定得好、執行得好、取得的效果好打下了堅實基礎。”省社科院鄧小平理論研究所所長王彥坤說。
求真務實,就要聽真話、摸實情。全國土地會議開幕會上,劉少奇明確要求:“這個會議不拘形式、自由發言,報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號,也不要鼓掌,或什麼三鞠躬,有什麼講什麼,主張什麼講什麼,是好就說好,是壞就說壞,老老實實。我們開一個老實會議,以老實的態度作風來開這個會。這樣才能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他還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農村進行調研,有時開會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時同縣裡的干部徹夜長談。
這種親歷親為,是當時黨的高級領導人普遍擁有的工作作風。毛澤東曾指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從不輕易讓秘書代勞,總是親自動手起草文電、報告,撰寫文章。據《毛澤東年譜》記載,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的文電、講話、談話、書信等大約有390篇之多,數十萬字。這些文獻大多留有手稿,是他親自撰寫的。
對工作的極端認真負責,其結果就是對各種情況了然於胸。張志平編著的《感受西柏坡》一書中,記述了西柏坡時期曾在中央軍委作戰室工作過的張清化的一段回憶:淮海戰役中黃維兵團被殲第二日,他們就搞出了戰果明細表,送到毛澤東案前。“錯了!”毛澤東用指頭點著,“你們多算了一個團。十八軍的騎兵團就不在被殲之列嘛!”張清化在回憶中感慨道:“毛主席決不允許有弄虛作假的現象。”
“毛澤東對數字的重視,絕不是心血來潮。因為他要印証‘九月會議’做出的戰略決策能否早日實現。”康彥新說。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會上明確了我軍的戰略任務:由游擊戰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設五百萬人民解放軍,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師)左右,五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針對黨內存在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傾向,“九月會議”還做出了《關於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要求大事必須向中央報告,寫報告的態度必須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切忌敷衍塞責,使報告流於形式。
即便有對形勢的准確預見,運籌帷幄的毛澤東,依然沒有獨斷專行,而是十分注重聽取各方意見,並且虛懷若谷,從諫如流。
西柏坡時期,中央五位書記注重團結協作,重大問題一般都是集體研究。在部署三大戰役時,中央軍委反復和前線指揮員進行磋商,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隨時調整作戰方針和軍事部署。淮海戰役期間,毛澤東起草的發往淮海前線的電報共有64件,有指示、有命令、有商議,也有三次明確告知淮海戰役總前委“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體現了對淮海戰役總前委和總前委書記鄧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
時間和效率是生命,戰爭年代尤其如此。深入分析研討和審慎決策,如何同及時快速地反應統一起來?毛主席特別指出,戰爭時期必須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於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在會議前,對於復雜的和有分歧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准備,以免會議流於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
對於復雜的問題,特別是涉及民生的問題,中央的決策尤為慎重,唯恐考慮不周。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中記述,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財政經濟工作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了,其中首先遇到的是貨幣問題。為克服各解放區財經工作分散管理的弊端,中央成立了財政經濟部,並決定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貨幣。但這需要幾個月的准備,在此之前,各解放區的貨幣仍按原定比例相互兌換。周恩來指示財經部要及時掌握各地物價變動情況,用控制貨幣流通的辦法來保証各區的物價大體以同樣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貨幣比價的基本穩定。他還要求中央財經部每5天向他報告一次各區的物價變動情況,再根據物價變動情況來控制各區貨幣的發行數額。由於考慮周密,在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的情況下,解放區物價要穩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