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和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的群众路线也由革命时期进入执政时期。最早注意到这一根本变化的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 邓小平分析了在执政时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面临着两种严重情况，一是官僚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二是宗派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紧接着，邓小平论述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五条具体措施，“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党的八大之后，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向工业化进军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探讨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毛泽东认为，要把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在企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思想。恰在当时，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经辽宁省委向党中央送交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阅后认为，鞍山钢铁公司实行的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企业管理思想，于是挥笔在中央转发这份报告上作了近700字的批示，指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的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有鉴于此，毛泽东强调今后工业建设和工厂管理应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毛泽东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 的伟大称号。
与此同时，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 而历城县解决“五多五少”问题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干部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包干做好；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 在这些措施中，历城县关于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经验和做法，特别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毛泽东很有同感，而且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专门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毛泽东在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进行不断总结提炼的基础上，理论上的思考也更为深刻。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我们知道，在1943年时毛泽东就认为，群众路线实际上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坚持的不间断的过程，但当时还没有把它同民主集中制联系起来。到了此时，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具体体现，由此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这样一个根本原则和制度，正是在党的组织工作和组织生活中应用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和群众路线的过程高度一致，它们之间的契合显得多么完美。
由上可知，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经验总结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三同”的重要实践形式，以及他在理论上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的重要观点，都使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和应用，达到新的高度，进入新的境界。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兴起，群众路线一方面在继续有所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被错误地用来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成为群众斗群众、特别是群众斗领导的工具。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则完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整人”、“打倒人”的手段，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普遍受到“群众性”的冲击、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打的是直接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的旗号，实际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极为严重的挫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