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逝世已經近半個世紀了，但至今群眾還在遙問，要是焦裕祿還在，這事他能不管嗎？要是焦裕祿還在，這事他能這樣處理嗎？要是公家的人（共產黨的干部）都像焦裕祿那樣，現在還是這樣嗎？我們的文學藝術、專家學者，我們每一位有良知的人也不斷地在叩問，為什麼有的黨員領導干部有權有威，雖然能發號施令，但他們在人民心中並沒有地位，而焦裕祿離世近五十年卻每年每月、每時每刻依然活在人民心中？
在當前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省委要求每個黨員干部都要以焦裕祿為鏡子，時時“六問”自己，這對反對“四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面對天地、面對百姓、面對組織，頭頂三尺神明，我們一定不要忘了問一問自己的良心，是否有愧？問一問自己的靈魂，是否安頓？
在諸多問號中，這裡又讓我們回想起當年的“耿飚之問”。上世紀90年代初，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耿飚重返曾經戰斗生活過的隴東某縣。一天晚飯后，他的住所外突然來了一群“告狀”的老百姓，激昂地訴說對一些縣鄉干部的不滿，怎麼勸也不肯離去。此情此景讓耿飚同志深感痛心。他召集省地縣的干部講了一件往事。50年前，他任副旅長就駐扎在這裡。一次，一個戰士嚴重損害了當地群眾的利益，旅部依律決定槍斃他。老百姓知道后，“黑壓壓”來了一大群人，說共產黨都是好人，跪著哭著，懇求饒了這個戰士。耿飚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后，耿飚隻得流著淚接受了群眾的請求。講完故事，耿飚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不管哪一個人，如果犯了事，老百姓會替你們求情嗎？！”此問振聾發聵，全場鴉雀無聲。新時期要回答好“耿飚之問”，隻有一句話，那就是必須踐行“為民務實清廉”的群眾路線。
那麼我們該怎麼保証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呢？需要做好的事情很多，但從治本的角度講，我認為就是要加強黨性修養,像焦裕祿那樣堂堂正正做人。這是為人之道，這是文化的核心，這是一切的根本。
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人這一生無非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答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做事，一個是如何做人，決定人生成敗的三分在做事，七分在做人。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清清白白地做官固然重要，踏踏實實地做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的還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做官是一時一事的事，做人才是一生一世的事。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礎。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官，但是要做好官首先必須做好人。事實証明，很多人出問題不是出在做事上，而是出在做人上。
孔子曾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今天我們有些人卻盡干些強行拆遷、暴力執法“己所不欲，偏施於人”的事。
孟子說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今天我們有些人包“二奶”、養小蜜，這能叫“富貴不能淫”嗎？有的見錢眼開，見利忘義，傍大款，你支持我做官，我支持你經商，這能說是“貧賤不能移”嗎？有的為一己之私，趨炎附勢，奴顏媚骨，不惜喪失人格，能叫做“威武不能屈”嗎？
范仲淹提出做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今天我們有些人，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升官發財，甚至不擇手段跑官要官，這能說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嗎？
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我們共產黨人的做人標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而今天我們有的人，放棄了理想，丟掉了信仰，思想上馬馬虎虎，政治上稀裡糊涂，工作上應應付付，生活上舒舒服服，一心想的是“五子”登科，得過且過……這能說是“一個高尚的人”嗎？有的整日花天酒地，貪圖享樂安逸。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這能算得上是“純粹的人”嗎？有的在社會上嫉賢妒能，在家庭藏污納垢，在工作崗位盛氣凌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能說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嗎”？有的熱衷於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什麼說不出口的話都敢說，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都敢做，這能說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嗎？有的把黨的宗旨忘在腦后，不但不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還經常干一些擾民、害民、坑民、騙民的事情，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這能說是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嗎？由此可見，對於如何做人的問題，在我們有些黨員干部那裡，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
一個黨員干部，要堂堂正正地做人，除了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之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也是不可或缺的。公與私的問題處理好了，價值觀就端正了。有人根據處理公與私問題的不同態度將人劃分成六種：“大公無私為聖人，公而忘私為賢人，先公后私為好人，有公有私為常人，先私后公為小人，損公肥私為罪人”。按這種劃分，我們各級黨員領導干部都應是大公無私的“聖人”或是公而忘私的“賢人”，因為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事實上，在我們黨員干部隊伍中，許多是正直的、善良的、真正干事的，真正為政不廉、大貪大佔的畢竟為數不多，而事業心不強、為政不勤者則為數不少。就當今的社會情況來說，如果我們現在達不到“聖人”或是“賢人”的標准，至少也應該做一個先公后私的“好人”，總不能去做那種先私后公的“小人”，更不能去做那種損公肥私的“罪人”。正如省委書記郭庚茂同志在報告中所說，即使我們不能完全做一個純粹的人、高尚的人，起碼也要做一個有品位的人，或者老百姓說的“好人”，守住做人的底線，守住黨員干部的底線。
今天，按照教育實踐活動要著眼於“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我們還要問一問：你是否像焦裕祿那樣做人了？（省焦裕祿精神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