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樂年覺得，這樣的作風，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牆把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隔開，“其實，不論怎樣，隻要踏踏實實做事，捧出一顆心，隻要真心實意站在群眾的立場上看問題，做事於法、於理、於情，就沒有什麼障礙不能溝通，沒有什麼糾紛平息不下來。”
“黨員干部真心為民，群眾就會民心向黨。”這些年，忙著為周圍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忙碌，幾次沖上地震前線，在人們真心實意的謝意中，朱樂年實實在在感到了這樣一個簡單卻真實的道理，“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為他人所做。凡事先考慮他人，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朱樂年說，這是他為人最重要的信條，“從根本上說，在30多年前舉起右手宣誓入黨的那一刻，這些也是一名黨員應有的信條。”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多年前的教導，對於每一位黨員，現在也沒有過時，不對嗎？”朱樂年說。
“你把我批評得下不了台，我們交個朋友吧”
與朱樂年相似的經歷與情感，顧泉雄也體味深刻。
“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在這位原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高級記者，多次榮獲國內紀錄片大獎的著名攝影師感覺中，做一名優秀的黨員干部，其實並不復雜，記憶中的例子更有不少。
“1990年代初，當時我們廠的境況並不好。一次，當時的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田聰明同志來廠裡調研，征求意見。我在會上發牢騷。沒想第二天竟接到田部長的電話，他對我說，‘你把我批評得下不了台，但我知道你是為了工作，我們交個朋友吧。”顧泉雄回憶著，“后來我才知道，那時他是剛到任，很多前情並不了解，問題怨不了他。這樣的干部，讓人沒話說。”
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前夕，顧老已退休在家，沒想到一天突然接到電話，竟然是已任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的田聰明，“他到了上海，還特意到家裡看望我，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便隨手遞交了我寫的《夜上海》紀錄片劇本。”
這是顧老的一個心願，看著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上海的夜色越來越美，他想在之前拍過紀錄片《雨西湖》的基礎上，再拍《夜上海》等，完成一個三部曲。“部長看了看劇本，便鼓勵我，‘這個劇本很好。我請他們支持你吧’。可能對他來說，這並非一件大事，但有了他的支持，我們這群平均年齡已65歲的主創人員，順利地完成了《夜上海》的拍攝，借助一位離開上海半個世紀的華裔記者的眼睛，描繪了上海翻天覆地的變化。”顧老說。
短短半個小時的影片，獲得了1999年度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紀錄片獎。“之后我在自己的放映路上，播放《夜上海》，總要向人們推薦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希望大家都去上海看一看。”
“紀錄片的關注度有限，拍攝也不容易。做一名好干部，隻要做官不要真像官一樣端著架子，多往下走走，多看看，隨手解決一些問題，人民群眾的創意就可能會有一個更大的舞台，群眾就會真正記著你，尊重你。”顧老說，“這其實並不難。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
做了近60年黨員，顧泉雄是這麼想也是這麼做的。
今年“七一”前夕，顧老還在忙著為社區的演講做准備。而自2002年踏上免費放映電影的道路，顧老與妻子龔霞娟從花甲走過了古稀，足跡遍布全國30個省區市、70多個縣市，哪裡艱苦，哪裡貧窮，他們就去哪裡，即使時不時吃到閉門羹，也沒有阻擋他一再上路，哪怕僅有5位觀眾的偏僻山區，他也願意攀山越嶺去放一場電影……
對他來說，這是一場“報恩之旅”。“我還清楚記得當年的我，父親在解放前去世了，解放時我有肺結核、血吸虫病，是新中國的成立救了我，讓我們成為國家的主人，之后我人生的每一步，都飽含著幸運與愛。而真正好的藝術也都是來自一線，來自群眾的。所以我現在做的一切，都是自覺自願的，為的就是報恩。”顧泉雄說：“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烙印。當年的教育方式，並不復雜，卻真切誠懇。其實從那時起，我們的想法就很簡單，當時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快樂的心境，莫過於無私的奉獻’，這就是我堅守的信念。”
所到之處，電影完畢，顧老總要向台下先深深鞠躬，然后告訴青年觀眾們，這是獻給他們爺爺奶奶輩的。正是因為老一輩人的付出，他才有機會成為一名攝影師。“那時，國家培養一個電影攝影師，費用僅次於培養一名航空飛行員。一卷36張柯達膠卷，在我手裡拍電影，嘀嗒嘀嗒，兩秒鐘就沒有了……如今我退休了，把我的電影放給大家看，給大家帶去藝術的享受，聽到孩子的笑聲，我就滿足了。”
一直到今天，即使播放的路暫歇，但不論誰隻要一句話，兩位老人仍會出手幫忙。“如今，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我相信隻要堅持下去，激濁揚清，就一定會有結果。”顧泉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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