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导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
党的群众路线看似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而常谈常新。当前，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党的群众路线不是一句空洞、抽象的政治口号，它体现在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之中，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全面反思、认真整改的身边问题。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曾提出过一些“重民”思想和施政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与我党提出并努力践行的群众路线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本质区别。本期策划是把党的群众路线放到人类历史的大坐标中，力求从纵与横的不同角度厘清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渊源和独特内涵，借以加深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以及现实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点析
□ 张跃南
以民为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思想，几乎与已知的汉字历史一样古老。从史书上看，早在殷商至西周时期，就有一些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从桀、纣的亡国教训以及现实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观点，意思是说，帝王不用把水当成镜子，而应当把老百姓当成镜子，以反省自身。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民众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提出重民、养民思想。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意思是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应当恭恭敬敬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讲求信用，节省开支，爱护百姓，役使百姓应该在农闲时间。
孟子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认为“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意思是说，百姓比国君更重要，得到民众的承认便可能成为天子。他提出了仁政学说，鼓励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以争取民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
至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地反映了“民本”思想。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对“民本”思想有所深化和发展。
西汉时期的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意思是说：所有的治国方略无不以百姓为本，国家、君王和官吏均以百姓为本，国家因百姓而安危，君王因百姓而威侮，官吏因百姓而贵贱。这就是一切皆以民为本。
宋代的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意思是说，天下应干的最大的事情没有比体恤百姓更重要的了。
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其民本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民主因素。他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把“天”定义为“民心之大同”，肯定民的“视听明威”作用，即考察政治得失，应以民众的视听为标准；奖励惩罚，应依从民众的好恶；要使社会进步，必须“尽君道以民为父母，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即应将老百姓视为父母作为国君修炼的首要责任和义务。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以及一些开明的封建帝王，从不同的政治动乱中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和政权的存亡，因而主张重民、保民、恤民、养民。这就是民本思想的核心。
不过，也有一些帝王是不把百姓放在眼里的，他们认为，君命乃神授。因为相信自己的交椅与百姓无关，也就不关心民情民生了。《晋书·惠帝纪》记载，一次，晋惠帝司马衷在华林园里散步，忽然听到蛤蟆叫声，就问一个身边的侍从：“这叫唤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侍从回答：“在官家地里叫的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里叫的就是私人的。”有一天，司马衷听说一些百姓因灾荒饿死了，感到很困惑：“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可见他昏聩到了什么程度！对民情一无所知，就更谈不上以民为本了。
有些帝王虽然也常把以民为本放在嘴上，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明太祖朱元璋算是一个民本思想的推行者了，可在根本问题上却依然坚持以君为本。他说：“君天下者, 不可一日无民”，“朕闻天为民而生君，君为民而职臣，臣体君心而问民瘼，宜乎职焉”。意思是说，我听说上天就是为老百姓而生的帝王，帝王为老百姓而掌管大臣，臣子们体会帝王的思想情感而关心百姓的疾苦，应该说就算称职了。在君、臣、民三者关系中，他认为，民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所以“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
朱元璋的另一番表现，则暴露出其内心深处的两面性。他读到《孟子》中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可以说的话？于是下令，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享用供品的资格，并且不准臣子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可偏偏就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上书，反对皇帝把孟子打入冷宫，并公开声明：“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下来了，没有处罚钱唐，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但他还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一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全部删去。结果，《孟子》一书被砍掉了85条，将剩下的一百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他又下旨，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封建帝王民本思想的虚伪性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帝王对待百姓的矛盾性在一则“强项令”故事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据《后汉书·酷吏传》记载：湖阳公主的一个家奴大白天杀了人后，藏匿在公主家里。因为不敢擅自闯入公主府内抓捕，洛阳县令董宣就率人在门外守候。当这个家奴陪公主乘车出门时，董宣便上前拦住公主的车马，大声指责公主的过失，并喝斥家奴下车，随后命手下打死了那个家奴。湖阳公主立即跑到宫内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极为愤怒，立即召来董宣，准备用鞭子将他打死。董宣磕头说：“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您姐姐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如果不杀人偿命，您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您用鞭子打死，只求能够自杀。”说罢，用脑袋去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想饶他一命，但需要有个台阶下，即令小太监强迫董宣磕头谢罪。没想到，董宣两手撑地，宁死不肯低头。公主说：“过去弟弟做百姓的时候，隐藏过逃犯、死囚，官吏都不敢擅闯家门。现在做了皇帝，难道你的威严还不能施加给一个县令吗？”这时，光武帝想明白了，就笑着说：“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样啊。”他下令释放了董宣，并赏赐30万钱。董宣则把赏钱全部分给了手下官吏，从此严厉打击依仗权势横行乡里的不法之人。这则故事表面上反映出的是皇帝对县令的妥协，实际上是对蕴藏于百姓中的正义力量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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