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乐年觉得，这样的作风，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隔开，“其实，不论怎样，只要踏踏实实做事，捧出一颗心，只要真心实意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做事于法、于理、于情，就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沟通，没有什么纠纷平息不下来。”
“党员干部真心为民，群众就会民心向党。”这些年，忙着为周围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忙碌，几次冲上地震前线，在人们真心实意的谢意中，朱乐年实实在在感到了这样一个简单却真实的道理，“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为他人所做。凡事先考虑他人，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朱乐年说，这是他为人最重要的信条，“从根本上说，在30多年前举起右手宣誓入党的那一刻，这些也是一名党员应有的信条。”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多年前的教导，对于每一位党员，现在也没有过时，不对吗？”朱乐年说。
“你把我批评得下不了台，我们交个朋友吧”
与朱乐年相似的经历与情感，顾泉雄也体味深刻。
“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在这位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高级记者，多次荣获国内纪录片大奖的著名摄影师感觉中，做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其实并不复杂，记忆中的例子更有不少。
“1990年代初，当时我们厂的境况并不好。一次，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田聪明同志来厂里调研，征求意见。我在会上发牢骚。没想第二天竟接到田部长的电话，他对我说，‘你把我批评得下不了台，但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我们交个朋友吧。”顾泉雄回忆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是刚到任，很多前情并不了解，问题怨不了他。这样的干部，让人没话说。”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顾老已退休在家，没想到一天突然接到电话，竟然是已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的田聪明，“他到了上海，还特意到家里看望我，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便随手递交了我写的《夜上海》纪录片剧本。”
这是顾老的一个心愿，看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上海的夜色越来越美，他想在之前拍过纪录片《雨西湖》的基础上，再拍《夜上海》等，完成一个三部曲。“部长看了看剧本，便鼓励我，‘这个剧本很好。我请他们支持你吧’。可能对他来说，这并非一件大事，但有了他的支持，我们这群平均年龄已65岁的主创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夜上海》的拍摄，借助一位离开上海半个世纪的华裔记者的眼睛，描绘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顾老说。
短短半个小时的影片，获得了1999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之后我在自己的放映路上，播放《夜上海》，总要向人们推荐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希望大家都去上海看一看。”
“纪录片的关注度有限，拍摄也不容易。做一名好干部，只要做官不要真像官一样端着架子，多往下走走，多看看，随手解决一些问题，人民群众的创意就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群众就会真正记着你，尊重你。”顾老说，“这其实并不难。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做了近60年党员，顾泉雄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七一”前夕，顾老还在忙着为社区的演讲做准备。而自2002年踏上免费放映电影的道路，顾老与妻子龚霞娟从花甲走过了古稀，足迹遍布全国30个省区市、70多个县市，哪里艰苦，哪里贫穷，他们就去哪里，即使时不时吃到闭门羹，也没有阻挡他一再上路，哪怕仅有5位观众的偏僻山区，他也愿意攀山越岭去放一场电影……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报恩之旅”。“我还清楚记得当年的我，父亲在解放前去世了，解放时我有肺结核、血吸虫病，是新中国的成立救了我，让我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我人生的每一步，都饱含着幸运与爱。而真正好的艺术也都是来自一线，来自群众的。所以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自觉自愿的，为的就是报恩。”顾泉雄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烙印。当年的教育方式，并不复杂，却真切诚恳。其实从那时起，我们的想法就很简单，当时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快乐的心境，莫过于无私的奉献’，这就是我坚守的信念。”
所到之处，电影完毕，顾老总要向台下先深深鞠躬，然后告诉青年观众们，这是献给他们爷爷奶奶辈的。正是因为老一辈人的付出，他才有机会成为一名摄影师。“那时，国家培养一个电影摄影师，费用仅次于培养一名航空飞行员。一卷36张柯达胶卷，在我手里拍电影，嘀嗒嘀嗒，两秒钟就没有了……如今我退休了，把我的电影放给大家看，给大家带去艺术的享受，听到孩子的笑声，我就满足了。”
一直到今天，即使播放的路暂歇，但不论谁只要一句话，两位老人仍会出手帮忙。“如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激浊扬清，就一定会有结果。”顾泉雄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