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风气需要制度的硬约束
从治本的角度讲，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当然，传统文化中治理社会主张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东汉名臣崔寔主张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但传统中国并没有构筑起从上到下的健全的设防制度，束缚官员欲望释放的礼制等终究也是漏洞百出。
现代政党无论治国理政还是从严治党，都需要制度的硬约束。制度能够合理规定相关工作部门的边界和合作原则，即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边界，同时也暗含了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党的十八大对制度建设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即“系统完备、科学合理、运行有效”，党风建设就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完善制约权力、不容突破的“笼子”。
需要强调的是，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而是明确处罚标准和处理细则。不合法和出轨行为只有受到处罚、付出代价才能回归或者消除，这样的处罚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纠偏，也是对组织群体的警示和提醒。领导干部把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在行为示范上做出样子，也要在制度建设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格要求。汉代荀悦在《申鉴》中说的就是“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
构筑社会监督的防护网
根治不良之风，需要铲除不良之风得以产生的土壤，这就不仅需要增加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还要强化社会评价、舆论约束。智慧的古代人劝诫当政者，“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以人民的评价作为行为准则。
将党风廉政之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提高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这就是社会善治的基本要求。社会的荣辱观、是非观、美丑观，是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有效手段。人民群众自然成为社会监督的主力，是判断社会风气清浊的标准，社会监督是优良风气的孵化器，也是不良风气的杀毒剂。现代制度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表明，好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正向行为的助推器。社会评价与舆论影响，民间的监督，选择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是具有终极评价成效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这是终极意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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