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風”泛濫如何拖垮一個先進政黨剖析之三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左鳳榮
蘇共領導人逐漸背棄了列寧的理想，蘇聯政府逐漸演變成了“高價政府”，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甚至獲得了制度保障。為了使干部成為可靠的力量，斯大林建立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給予不同級別的干部以不同的特權。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期間贈送貴重禮品和包裹制度。在這一時期，黨政干部兼職普遍化，一個人可以身兼數職，拿到幾份報酬。
黨的高級干部享有包括汽車、別墅、服務人員在內的待遇，一切費用均由政府買單，黨的精英階層過上了“共產主義”生活
1927年3月一位農民給加裡寧寫信，他問道：“我給您寫這封信是想問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不是會出現兩個敵對的階級，在這兩個階級之間是否會進行斗爭。第一個階級是工人和農民，他們都是勞動者階級。第二個階級是蘇維埃職員，就是那些薪俸優厚，每月拿50盧布甚至更多的人，以及那些也能拿到100和200盧布的人。”
到20世紀30年代，情況不僅沒改變，反而加重了，實行了領導干部高薪制。除了工資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和待遇。如1934年8月中央委員會的一份費用清單就顯示：工資30萬盧布、職工社會保險6萬盧布、定量供給的面包5萬盧布(不開會時)、食堂用餐的補助金等7.6萬盧布，面包和食堂用餐補貼佔了工資的42%。
從1945年起，蘇聯政府規定，對在機關、企業、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具有高深學識的和經驗豐富的人實行特定工資制。除正式工資外，還要發一個裝錢的大紅包，莫洛托夫在同丘耶夫談話時証實：“我現在無法准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后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採用了錢袋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當然，這是不完全正確的。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我對此不否認，因為沒有權利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高級干部還享有包括汽車、別墅、服務人員在內的待遇，一切費用均由政府買單，黨的精英階層過上了“共產主義”生活。
斯大林手下的人為他在南方“建過好幾座別墅”，斯大林有許多兼職，每個兼職每個月都會送來一袋錢，但斯大林幾乎都不拆封，因為他的一切花銷用度都是國家開支。負責管理其家庭生活的人為了討他歡心，開支毫無節制。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台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據阿爾巴托夫透露，“高級機關干部的主要津貼來自克裡姆林宮的食堂。每個月的中飯和晚飯餐券官方定價為140盧布”，但這“隻需付一半的錢”。剩余的部分可以用來買魚子醬、高級魚類，以及由專門工廠生產的質量大大超過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腸和上等的高級糖果、水果等等來和全家人一起享用。通過這種方式，一個蘇共高級干部一家的食品花費隻佔他們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則需花費他們收入的60%-70%”。
隨著蘇聯國力的增強，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等現象越來越嚴重
60年代以后，蘇共開始大規模為領導干部建造設備齊全的兩層樓別墅。1983年7月利加喬夫在談到烏茲別克腐敗狀況時說：“在塔什干到處可見專門為領導人修建的豪華建筑、別墅和獨家住宅，一個地鐵站的一張壁畫價值達200萬盧布。與此同時，該市50萬居民居住在沒有排水設備、沒有煤氣、沒有自來水和經常沒電的土窯裡。同樣的情況發生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薩馬爾罕。各類‘領導者’人均擁有2至5處住宅，包括在城郊的。他們每人可使用的轎車有5輛。在最近三年裡，蘇共中央收到了3萬封烏茲別克斯坦勞動者寫來的反映這一問題的信件，沒有一封被認真研究過。”蘇聯奢靡之風盛行，與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直接相關。
勃列日涅夫貪圖名利，不務實效，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頭銜、獎章、禮物和榮譽等。赫魯曉夫在衛國戰爭時期獲得了中將軍銜，到下台時仍然是個中將，勃列日涅夫則於1975年把自己晉升為大將，次年又獲得了元帥軍銜。從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時間裡，他獲得了三枚蘇聯英雄金星勛章。他擁有的勛章和獎章數，比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人所得的勛章和獎章的總和還多，總共有200多枚。他死后，送葬行列中為他捧勛章和獎章的軍官有44人之多。他經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維多沃狩獵場，其狩獵的排場並不亞於過去的任何帝王，他還收藏了100多把豪華獵槍。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他同地方黨政領導人之間互相贈送禮品成風，而且禮品都很貴重。如阿塞拜疆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阿利耶夫送給勃列日涅夫一座價值連城的純金制作的勃列日涅夫的半身像，阿利耶夫也因此當上了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以出產黃金和寶石著名的雅庫特自治共和國曾給勃列日涅夫送過一件用黃金和寶石特制的巧倫杯，勃列日涅夫愛不釋手。蘇聯劇變后，雅庫特自治共和國向勃列日涅夫家屬要回了這件禮品。勃列日涅夫還把外國黨政領導人的禮物據為己有。他是汽車愛好者，喜歡開汽車，也喜歡收藏汽車，他用國家的錢與外國黨政領導人交換禮物，卻把奔馳、寶馬等名車劃歸自己名下。他母親在看到他豐富的汽車收藏后為他擔憂道：“噢，這些東西太漂亮了，我親愛的兒子！不過，要是布爾什維克回來了那該怎麼辦？”在他的影響與帶動下，蘇聯政風日下，貪污、賄賂成風，干部的特權越來越嚴重。
在列寧去世后，蘇共領導人逐漸背棄了列寧的理想，蘇聯政府逐漸演變成了“高價政府”
作為改革者的戈爾巴喬夫也不例外。在蘇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危機日益顯現的情況下，國家仍然花巨資為其建造了福羅斯別墅。福羅斯別墅位於克裡米亞半島的最南端。這裡原來十分荒涼，一年大部分時間刮狂風，隻有八九月份適合休閑。1985年秋天，開始在這裡為戈爾巴喬夫修建新官邸，是將一座山“開膛破肚”后建的，別墅的主體建筑是一座用優質大理石鋪砌的三層宮殿，富麗堂皇，舒適無比。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說：“無論是蘇聯領導人，還是西方國家的領袖，此前都沒有這樣檔次的別墅，隻有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建的別墅比這個豪華。”據估計，這一別墅按1986年價格計，造價是8.5億盧布，加上維修、維護的費用，這也是國家一筆不小的負擔。1988年戈爾巴喬夫一家第一次來這裡休假，8·19事變時，戈爾巴喬夫就是被軟禁在這裡。1991年8月21日當媒體記者首次見到這一別墅時，描寫道：“20世紀克裡木半島南岸一共建了兩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幾亞宮，另一個就是戈爾巴喬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蘇維埃俄羅斯報》1992年1月16日）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對此也不理解，他寫道：“位於利瓦幾亞的以前的那幢別墅，比起從捷謝利到薩雷奇角的這片寬闊土地上修建起來的這棟別墅，簡直就是庸俗的棚子。”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倡導改革、反對干部特權，另一方面又在為自己建造蘇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耗資巨大的超豪華別墅。如果此事在葉利欽反特權時期被曝光，恐怕他早就威信掃地了。
在締造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時，列寧把實現巴黎公社的“廉價政府”作為理想，倡議國家官員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他本人也身體力行。但在列寧去世后，蘇共領導人逐漸背棄了列寧的理想，蘇聯政府逐漸演變成了“高價政府”，離巴黎公社的原則越來越遠。在民眾深受日用消費品短缺之苦時，蘇共高級領導人早就過上了共產主義生活，他們置民眾的疾苦於不顧，盡情地享樂。這樣的黨難以被民眾所認同，蘇共失去政權在所難免。（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