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是列寧所締造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在其執政的74年時間裡有過把蘇聯建成工業強國和打敗法西斯的輝煌，但最后卻在民眾冷漠的注視中失去了政權，聯盟國家也隨之解體，令人遺憾。蘇共失敗的原因很多，可以從不同方面進行總結，但根本的一條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脫離了群眾、喪失了民心。本報近期將刊發系列研究文章：《蘇共：形式主義害死黨》《蘇共：官僚主義阻斷了與民眾的聯系》《蘇共：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喪失民心》，對蘇共“四風”泛濫最終導致政權喪失的原因進行深入剖析，敬請關注。
——“四風”泛濫如何拖垮一個先進政黨剖析之一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左鳳榮
加盟共和國建一所學校甚至都要中央批准
蘇聯共產黨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黨，第一個把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了實踐。蘇共在執政74年后失敗了，與其追求形式，不重實效，說一套做一套有直接關系。
從國家體制上看，蘇共實行的是人民代表蘇維埃制，權力應該屬於人民選舉產生的蘇維埃。但在實際上，蘇維埃有名無實，決定國家命運的重大政策，不是經過蘇維埃大會的討論，往往由領袖個人就決定了，如終止新經濟政策，轉向農業全盤集體化，就是斯大林一個人決定的。根據蘇聯憲法，蘇聯是個聯邦制國家，但在實際上，蘇聯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加盟共和國沒有什麼權力，甚至建一所學校都要中央批准。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則，其目的是使國家行政管理人員從人民的“老爺”變成人民的“公仆”，使國家機關真正成為高效、廉價的為人民服務的機關。“議行合一”與“普遍選舉”兩條原則結合在一起，從而實現人民主權。但蘇聯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制度形式上採用了巴黎公社的立法和行政合一體制，但去掉了其普選制的原則，官員既不是普選的，也不是低薪的，無法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盡管從形式上看，蘇共的監察機構一直存在，但實際上這些監察機構形同虛設。
受形式主義影響，遺傳學、控制論等新興學科被貼上了階級的標簽，禁止在蘇聯研究
在思想上，蘇共宣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特別重視對黨員進行教育，但在實際上往往流於形式，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起裝飾作用。由於隻注重馬列主義基本知識的灌輸，嚴重脫離實際，效果很差。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后，這本《簡明教程》就成了馬列主義教育的基本教材。這本教材是在斯大林領導下編寫的，突出的是斯大林，嚴重背離史實，難以讓民眾真正接受。
蘇共思想工作的形式主義，甚至發展到荒謬的地步，把遺傳學、控制論等新興學科貼上了階級的標簽，禁止在蘇聯研究。由於領導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見解、新理論，理論宣傳工作者隻看領導者的臉色行事，以照抄教條，編造大話、空話、假話為能事。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管世界上和蘇聯社會發生了多麼重大變化，蘇共的教條主義理論不變。長期脫離實際的理論，自然不會得到認同，所以，蘇共的意識形態才會發生一夜劇變，被民眾迅速拋棄。
在落實民眾權利方面，更是形式主義盛行。蘇維埃應是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機構，在1905年俄國革命時工人曾選舉產生過蘇維埃。十月革命前，列寧曾設想要建立世界上最民主的政體，實行最民主的選舉制，一切官員都經普選產生，但這些過於理想化的設計並沒有變成現實。蘇聯憲法雖然規定權力屬於人民，規定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但因為沒有相應的形式做保障，民眾實際上處於無權的狀態。無論是蘇維埃代表的選舉，還是黨代表的選舉，都是如此。候選人通常由上級機關提出，選舉結果也要經上級機關批准，這種選舉越來越趨於形式化，等於剝奪了公民的選舉權，選舉無法成為公眾約束權力的手段。1937年12月舉行了1936年憲法通過后的第一次最高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官方確定的1143名候選人全部當選。民眾對國家的發展、官員的任用、國家政策的制定沒什麼影響。
代表們來莫斯科開會，更像是來過節，外地代表可以買些緊俏商品帶回去
按照黨章，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理應決定黨的方針政策，但蘇共的代表大會越來越變成通過政治局會議決議、為最高領導人唱贊歌的集會。1934年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以后，代表們發言的內容實際隻有兩條：一是匯報自己的工作﹔二是頌揚黨的領袖。參加會議的代表越來越多，使討論問題成為不可能。
1919年3月俄共（布）九大召開，出席大會的有301名有表決權和102名有發言權的代表。1922年俄共（布）召開了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這是列寧參加的最后一次黨代會，出席大會的有522名有表決權和165名有發言權的代表。此后，代表人數逐年增加，到1934年的十七大，出席大會的有1225名有表決權和736名有發言權的代表。好大喜功的赫魯曉夫把黨代會變成了大聚會，1961年的二十二大出席大會的有4394名有表決權和405名有發言權的代表，1976年的二十五大取消了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出席大會的代表有4998名。此后蘇共代表大會的人數相對固定到近5000名。代表們來莫斯科開會，更像是來過節，外地代表可以買些緊俏商品帶回去。
“當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詞和信誓旦旦的許諾與事實不符，你就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
無論什麼水平的人擔任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形式上都會成為全能的領袖。列寧的領袖地位是在革命運動中自然形成的，斯大林也有其獨到之處，赫魯曉夫敢於進行改革。但勃列日涅夫這樣不思改革和進取，沉湎於發達社會主義幻想中的人，也成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最高的理論權威。
勃列日涅夫借助別人的筆寫成了《遵循列寧的方針》、《論蘇共和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問題》、《保衛和平與社會主義》等巨著，以及自我吹噓的回憶錄《小地》、《復興》、《荒地》等。他的一切講話、報告、甚至簡單的致辭，都要別人起草。晚年，即便是念稿子，他也經常出錯。
蘇聯《真理報》主編阿法納西耶夫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一書中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並不要求有什麼“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麼“獨到的思想”了。隻要你善於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制。“這樣工作好像十分光榮”，但是“當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詞和信誓旦旦的許諾與事實不符，你就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
據查閱過勃列日涅夫檔案的歷史學家沃爾科戈夫說，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個人檔案，主要是他生前寫下的大量記事的便條，每張便條上寫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沒有標點符號，甚至有些人名都拼寫錯誤。在這些便條中，從來就沒有發現勃列日涅夫對哪個問題有什麼主意或創見，更不用說出現過“思想火花”了。同樣平庸的且病入膏肓的契爾年科一上台，馬上就出版其文集，蘇共宣傳部門還沒來得及把他打造成讓人崇拜的領袖，他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