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縣域治理最大的特點是既“接天線”又“接地氣”。回望50年前，焦裕祿在縣委書記崗位上的“為政之道”，從鐵腕反腐敗到拍板做決策，從多方協調推進工作到鼓舞士氣帶好隊伍，點滴往事透露出的圓融與求實、智慧與膽略，對今天的干部們仍有重要借鑒意義。
鐵腕反腐
有一次，蘭考縣檢察院工作人員在下鄉檢查中，發現一名生產隊長“貪污自肥”，原來該隊長利用職務之便，偷了1.2萬塊磚、9000片瓦、32棵樹蓋了3間瓦房。此外，還偷了920斤麥種。當時正值災荒之年，糧食產量和社員收入都非常低，此事無疑加劇了群眾的生活困難。
接到情況反映后，焦裕祿對此做了長長的批示，稱之為“天災之外的人禍”。在河南省檔案館，至今存有當年手稿：“……這樣的壞黨員在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下，貪污盜竊發了大財……不立即嚴肅處理繩以黨紀國法，是不能挽回影響的，不能平民憤的……”
盡管紙頁泛黃筆跡模糊，但字裡行間的震怒與決心，仍能穿透歲月，直抵人心。
敢於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
鐵腕反腐之外，面對蘭考嚴峻災情的考驗，關鍵時刻焦裕祿還敢於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
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干事的劉俊生介紹，因為逃荒的人太多，為了刺激生產積極性，當時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邊遠地塊承包給社員耕種。看到有的村把棗樹包給個人后，群眾收獲了不少棗子，焦裕祿冒險搞了林木承包責任制。
當時討論時，縣裡有關領導表示，相關政策沒有依據，隻能根據原來的基礎、群眾的覺悟逐步去搞。但焦裕祿認為，不能等了。
他說，改變蘭考的面貌，要根據蘭考的實際想問題。包下去的是責任，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他同時強調，種樹一定要實事求是，栽一畝就報一畝，種一棵就報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去攀比。
“那時候是談包色變，包產到戶便是資本主義，誰敢說一個‘包’字，就是立場問題、路線問題。”劉俊生說，“但是焦裕祿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鼓勵大家放開膽子大搞林業，還說‘我們心裡有一片綠，才會有蘭考大地的一片綠！’”
具有全局觀念
在時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的樊哲民看來，對於治下之事善決策、敢拍板的焦裕祿，處理起超出蘭考縣域之外的棘手問題，還具有全局觀念和靈活協調能力。
1963年雨季，蘭考連日降水形成嚴重內澇。在研究治理澇災時，大家發現洪水有條主要外排通道，位於蘭考和曹縣交界地帶。焦裕祿提出，排水不能轉嫁水害，為此派人到曹縣所屬的山東菏澤地區進行溝通協商。
有人擔心跨省不好談，但焦裕祿認為兩個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曹縣、蘭考縣，都是黨領導下的兄弟縣，有什麼不能談的？
“焦書記說，‘我想好了，咱們是十六字方針：圈要跑圓，理要講全，心平氣和，抓緊時間。’”經多方奔波努力，最終由水利部協調召開了兩縣治水聯席會，順利達成排水協議。
苦干與科學精神相結合
由於連年災荒，蘭考一些干部產生了思想波動，有人甚至向組織部門提出請調申請。
在一次救災干部大會上，焦裕祿表示，災害面前，干部思想產生波動也是正常的。衣食無著，工作自然無法安心，因此堅定干部隊伍的信心非常重要。沒有抗災的干部，就不會有抗災的群眾。
當焦裕祿一再提議大家談談對救災的建議時，干部們一個個雙手捧頭，不發一言。過了一會，有人竟然低聲啜泣起來，引得全場干部情緒更加低落。
“要是哭能管用的話，我這個縣委書記帶頭哭。”焦裕祿說著伏在桌上“啊……啊……”地做大哭狀。
在縣委書記滑稽舉動的影響下，會場氣氛明顯緩和開來。焦裕祿趁勢表示，哭是懦夫的行為，面對蘭考災情，擺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苦干，還是苦熬？
“隻有苦干才有出路。當然苦干不是蠻干，要有科學的態度，蘭考災情這麼重，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難的精神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拿出戰勝災害的科學辦法。不管哪條路，隻要符合蘭考的實際，我們都可以走一走。”
其后不久，焦裕祿主持召開蘭考縣勞動模范大會，樹起了干部帶領群眾救災的“四面紅旗”。
“郡縣治，天下安。”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陳東輝認為，作為承上啟下的重要層級，縣域治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一個縣，大的有上百萬人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功能齊備，作為縣裡的領導干部，責任重大。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比，今天的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焦裕祿作為縣委書記的‘為政之道’，仍然像一面鏡子，常照常新。”陳東輝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