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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河成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基層干部學習的標杆。這是他（左一）在田間檢查農業生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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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江西省永豐縣八江鄉購買20多輛自行車，讓鄉村干部為群眾提供“零距離”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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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四川省南江縣關門鄉石廟村群眾在對鄉干部落實群眾路線情況進行測評打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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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福建省武夷山市在黨員干部中廣泛開展“我和百姓拉家常”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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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已有三個月。和第一批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國家機關、省級單位不同，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開展的層級是市、縣、鄉鎮，這是中國治理的最基層，也是老百姓直接與之打交道、干群矛盾最多發的層級。
因此，在這次教育實踐活動中，“最后一公裡”的問題就尤為突出。一方面，中央精神層層傳遞至基層，要保証不走樣、見真章，需要破解“最后一公裡”﹔另一方面，群眾路線要落到實處，就要真正給群眾辦實事，更需要破解“最后一公裡”的問題。
①下基層，帶著泥土味
“去定點聯系村走訪村民，很多時候人家不在家，就得一次次地去，直到見到人，聽意見、聽問題。最后把群眾意見匯總成表的時候，其實還是挺有成就感的。”談起最近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寧夏吳忠市工作的選調生宗立冬頗為感慨。他告訴本報記者，走訪定點村的200多戶人家，他花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走訪群眾、聽群眾提意見、提問題、講困難，是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的重要內容。
在福建莆田，當地市委宣傳部的干部夜宿在偏遠的南興村，用“住村夜訪幫民富”的座談會方式，聽群眾對農村工作的意見。而在同省的寧德，堅持了26年的“四下基層”工作方法——“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正在此次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被進一步擴展。在該市市委書記廖小軍看來，干部隻有到村頭、走山頭、下地頭、拿鋤頭，與群眾同坐一條板凳，才會丟掉“官氣”，沾上“土氣”，承接“地氣”，聚集“人氣”，才能真正了解群眾所思、所盼、所需。
“說實話，沒住夠！”在千裡之外的河南許昌，市委書記王樹山在3天的駐村生活結束后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該市的常委班子成員都進駐當地的貧困村，與村民同吃同住，了解群眾的困難。而王樹山的感慨，源自收到的諸如修路、架橋、治病、上學、就業等“熱乎乎”、“帶著泥土味”的群眾反饋。
除了市、縣領導干部到聯系點、聯系村走訪調研之外，多地還大規模組織黨員干部下村活動。
在李克強總理的聯系點內蒙古翁牛特旗，全旗32名處級干部帶領22支工作隊、270個工作組、2065名旗鄉黨員干部，在全旗逐村逐組逐戶開展調研走訪。為了防止這種走訪走過場、裝樣子，當地還成立了20個督導組，對下鄉工作進行巡回督查。
在河北省衡水市，1萬多名市、縣、鄉機關干部被抽調出來，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指導員，選派到全市近5000個村、100個社區和500家企業。征求問題與意見，同時送信息、送政策、送技術，是這些干部的主要任務。
而在宗立冬所在的吳忠市金積鎮，走訪更是被拆分為“走”和“訪”，除了“走”入每戶村民的家中聽取意見外，還要訪黨員、訪致富戶、訪貧弱戶，聽取各方面經驗和意見。在他最終匯總的群眾意見表上，記者看到，大多是諸如“東門1隊和東門6隊門前的馬路還是土路，下雨下雪很難行走”、“年輕人外出務工較多，很多家庭隻有老人在家，有沒有適合農村養老的模式”等“細小”又“實在”的意見。
“中國傳統的文官制度有一個缺點，即把‘官’與‘吏’分開——‘官’是形式官僚，基本上是詩詞歌賦、傳達文件，辦實事則依靠‘吏’，造成脫節。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其制度優勢即在於起於基層，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靠什麼贏得百姓信任和擁護？靠的就是辦小事、辦細事、辦碎事。群眾路線教育，尤其是第二批，要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如是說。
②辦實事，解決“最后一公裡”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老子》中的這句話，被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引用。而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走訪中群眾提出的每一件事，都是“細事”。因此，能否在“上面一根針，下面千條線”的基層工作現實中解決好“小事”、“細事”，就成為群眾評價黨員干部的最直接標准。
重慶市巫溪縣是渝陝鄂交界處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地處秦巴山區，屬於典型的高山峽谷地形地貌。在這裡工作的選調生潘子豪告訴本報記者，在當地有些地方，一個鎮的面積就相當於4個上海閘北區，對於“各佔山頭”生活的村民來說，到鄉鎮政府辦事，是一件讓群眾非常頭疼、又常生抱怨的事情。
“有時老百姓為了辦事，早上7點就得出門，走到公車點、再轉車。有時還要搭摩托車，到鎮上已經下午2點多了，連午飯都顧不上吃。但有可能碰巧領導不在，沒法簽字，或者簽好字之后，鎮上的公章帶到城裡辦手續去了，又沒法辦。又比如村裡的養老保險，按照規定，60歲以上的老人在，每年生日的月份，都要去鎮社保中心按指紋注冊。現在打工家庭很多，老人孤身在家，好不容易到鎮上，忘了帶某個手續，就又沒法辦。”在小潘看來，正是因為這諸多不便，此次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才“極有必要”。
當地報道，為了解決這種辦事不便的困難，“流動服務隊”應運而生。在被小潘描述為“扛著設備、翻山越嶺去群眾家辦事”的場景背后，是民政、社保、計生等工作“送上門”的工作方式轉變——僅當地的蘭英鄉“流動服務隊”，就已現場辦公150次、辦理証件服務485件、為群眾節省車費近10萬元、累計發放惠農資金30余萬元。
創新工作方法、為群眾切實解決問題的場景，也在全國其他地方出現。
在雲南省保山市，一個小小的電話號碼，正在釋放巨大的能量。這個諧音為“來救救我”的“6995”號碼，最初是為了救災防災。到后來，這個號碼又發展出多種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城鄉百事通”：在當地保山縣的累計29293次呼叫中，用於生產互助和市場信息互通的呼叫佔了總數的98.86%，在生產、生活和市場中，發揮了巨大的能量。
在河北省保定市，“兩個代辦”的方式正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實踐著。與群眾利益關系密切的事項，正在由“群眾跑腿”變為“干部跑腿”，基層黨委、政府全程為群眾代辦。為了落實好這樣的代辦方式，該市已實現了鄉級便民服務站全覆蓋，91.8%的行政村建立了便民服務室，近萬名代辦員扎根基層。今年1至3月，該市共為群眾提供無償代辦事項66757件，按時辦結率99%﹔並為128個重點投資項目提供了無償代辦服務。
“群眾生活無小事。雖然從新聞報道上看，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似乎不如第一批那麼‘轟轟烈烈’，聲勢和動靜都沒那麼大，但是從我目前了解到的情況看，基層的落實力度還是非常大的。解決問題需要的是實際行動而非空洞表態。”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教授對本報記者說。
③建章立制，防治“一陣風”
本報記者了解到，在多地展開的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目前剛進入到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走訪群眾、收集意見，同時在黨員干部中展開學習活動，學習中央精神與模范典型。之后，會進入到查擺問題、民主生活會，以及建章立制等階段。整個教育實踐活動將持續到9月份以后。
而在本報記者的採訪中，無論是普通黨員干部還是專家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重視問題苗頭、同時在后續開展中建立長效機制的問題。
一位不願具名的基層黨員干部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在學習材料、學習中央精神的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形式主義的問題。“寫讀書報告、心得體會，有時容易流於形式主義，疲於應付﹔同時，有些單位把本來自己應該做的中心事務硬往整改措施裡裝，實際上也忽略了自身的問題。”他說。
劉峰也對本報記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擔憂：“一些基層單位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有力度遞減的趨勢。我個人分析，一方面，這和第一季度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干部工作注意力多集中在經濟工作上有關，另一方面則也和基層干部認識不足有關，還存在一些僥幸心理和慣性思維，以為這一次也是走過場。”
“從我個人的經驗看，基層干部最希望學習的，是生動、鮮活、結合實際的學習材料。他們對照本宣科的東西非常反感。因此，在學習方面，我認為應該更加靈活，可以允許根據不同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學習時間、方式都不必‘上下一般粗’。要提高基層的作為能力，基層政府需要改變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劉峰說。
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則指出，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面對國家治理的最基層，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說到底，干部脫離群眾，除了思想認識的層面，還有約束不夠的問題。怎樣建立健全直接能評價、約束領導干部的機制，在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甚至是干部的晉升、做事兒的時候都能有群眾的約束機制，是我們必須研究的問題。這個機制建立起來了，干部就能認識到，不能隨便忽視群眾的意見和力量。”他說。
劉峰在對此表示贊同的同時也指出，要從基層公務員的現實出發，建立合理的獎勵激勵機制。“基層工作，一個人多個職責、多個崗位，忙得昏天黑地，不僅福利、收入、基本待遇水平不高，榮譽、激勵、獎金等物質精神的激勵也都不足。不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怎樣建立合理的公務員考評、獎懲機制，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
韓毓海則表示，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雖然是在基層單位進行，但是並非僅僅是基層單位的事，而是所有的黨員干部，包括中央機關、省部級單位在內，都要有基層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才真正進入了群眾路線教育的深化階段。”他說。
（綜合本報、新華社、各省黨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