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黨和政府的善政善治，以黨員、干部的善做善成，提高公權力的公信力，是擺在黨員、干部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
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向縱深推進。按照中央的要求，第二批活動要堅持主題不變、鏡頭不換，貫徹整風精神，調動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兩個積極性，打牢學習教育和查擺問題兩個基礎，抓住整改落實和建章立制兩個關鍵，有針對性地“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在對標立規中查找差距，在上下互動中解決問題，在攻堅克難中提振信心，在思考辨析中把握規律。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些年，我們的發展成效很顯著，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冷靜一想，是不是黨的凝聚力、群眾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就更加密切了?
事實表明，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於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脫離群眾的現象存在不存在?脫離群眾的程度嚴不嚴重?在一部分黨員干部中是嚴重的。問題出在哪兒?這些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問題主要出在我們一些黨員、干部宗旨意識淡漠了，對群眾的感情變化了，作風問題突出了。如果群眾觀點丟掉了，群眾立場站歪了，群眾路線走偏了，群眾眼裡就沒有你。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們當然沒有落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嚴重。
我們有些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証、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想當然決策，隨意施政，朝令夕改。被群眾譏為“剛剛學會了，又說不對了;剛說不變了，又下文件了”。
我們有些急於事功的干部，競相提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大目標，許諾一些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干一些大而無當、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有的地方政府，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甚至陷入政府債務危機。
我們有些干部視生態文明如無物，把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當成耳旁風，頂風上一些國家明令禁止、百姓強烈反對的高污染項目，以致引進一個項目，破壞一方環境，禍害一地百姓。
我們有些視政府信用如兒戲、招商引資靠忽悠的干部，引資時什麼承諾都敢做，什麼優惠條件都答應。一旦投資者資金到位、項目落地，那麼，對不起，先前的承諾都作廢，“我的地盤我作主”。這種所謂的招商引資，被譏為“開門招商，關門打狗”。
甚而下焉者，則是有極少數黨員干部把手中的公權力作為牟取個人和家族私利的工具，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聖賢其言，狗彘其行，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成為與民爭利、侵吞國家財產的“蒼蠅”、“老虎”。這類黨員、干部盡管只是極少數，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敗壞了黨風、政風，毒化了社會風氣，使政府信用下降、威信受損、政令難行。
看不到的危險才是最大的危險。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過去大大增加，這就是黨的十八大強調全黨要經受住“四個考驗”、防止“四個風險”的目的之所在，也是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決定雷厲風行抓作風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之所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沒有危機感和緊迫感，看不到問題和症結所在，離危險就不遠了。
可以說，力避“塔西佗陷阱”，以黨和政府的善政善治，以黨員、干部的善做善成，提高公權力的公信力，是擺在黨員、干部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
發展當然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當然是帶有基礎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改善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僅僅決定於這一點。發展了，還有共同富裕的問題。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極大，社會極不公平，兩極嚴重分化，能得人心嗎?如果經濟發展了，但精神失落了，人心一盤散沙，國家還能稱為強大嗎?
這就要求我們的黨員、干部要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須臾不忘黨的宗旨，自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真正把自己擺進去，把毛病找出來，把對症的“藥方”開出來，讓群眾監督“服藥”，讓群眾評價“療效”。
隻要每個地方的黨委和政府以及廣大干部都能堅持黨的宗旨，都能密切聯系群眾，都能帶領群眾把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落實好，不論什麼風浪來了，都可以穩坐釣魚船。
“位卑未敢忘憂國”。隻要每個黨組織無論級別高低、分布在哪裡，每個黨員無論職務大小、工作在什麼崗位上，都在黨憂黨，自覺擔負起應盡的責任，自覺做好固本強基、凝聚人心的工作，黨和國家的工作就會具有廣泛扎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