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楓橋經驗，起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改造“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分子)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中央決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但許多地方在具體推行過程中，依然是定指標、“關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做法。

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的精神，派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林乎加率領的省委工作隊到諸暨縣楓橋區，會同諸暨縣委在楓橋區7個公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

試點一開始，當地一些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也提出了不少過激要求。針對這一情況，省委工作隊發動楓橋群眾開展“武斗好還是文斗好”的大討論，廣大干部和群眾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裡不熟﹔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敵人，擦亮社員眼睛”的一致看法。

試點的西疇大隊有一個原有1400多畝地的大地主，土改后一直拒絕參加勞動，留戀過去不勞而獲的地主生活，把現在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房子比喻為僅容納一個膝蓋，還寫了一本署名“容膝齋”的反動詩抄。先后斗了他20多次，都沒有制服，群眾稱他為“橡皮碉堡”。這次運動試點中，群眾同他進行充分說理，其他四類分子也揭發他在家偷偷寫反動詩。這個被稱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終於交待了制造謠言、記變天賬、寫反動詩等事實。群眾高興地說：“說理斗爭真是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也說：“這次評審，對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試點中，7個公社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為重點對象，斗爭會上干部、群眾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並且允許斗爭對象申辯，結果沒有捕一個人，就把全部四類分子說服了。

隨后，浙江省公安廳將楓橋區社教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經驗，報告公安部。

1963年10月下旬，當時的公安部領導謝富治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同志口頭匯報了這一做法。

毛澤東同志對楓橋“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採取說理斗爭的方式教育說服“四類分子”的做法很感興趣，當即指出：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

遵照毛澤東同志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廳蹲點研究和討論總結，最終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隊和諸暨縣委署名的《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

同年11月20日，毛澤東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發言稿上批示：“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11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和當時的公安部領導汪東興談話時說，公安部日常的具體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並不比你們差，並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

至此，楓橋經驗宣告正式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