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紀委常委會議提出，鐵面無私糾正“四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四風”積習甚深，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說，“四風”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麼，水面下面看不見的“冰凍層”則是盤根錯節的體制痼疾和千百年積澱的人性幽暗的“集體無意識”。孟子曾說過：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而為長者折肢，是不為也。實際的情形是，一些領導干部不了解實際情況，並不是像“為長者折肢”一樣不願意深入基層和群眾，而是像“挾泰山超北海”一樣難以做到深入實際。這也許難以置信，但我們如果能對官本位造成的官員人性扭曲作一番探幽析微剖析，就一點也不會感到奇怪。
“權力崇拜”滋生“病態自負”
千百年官本位封建專制形成的“權力崇拜”已根深蒂固地深入民族集體意識的骨髓，形成了“集體無意識”，這是我們難以回避的中國特色。今天，我國盡管市場經濟搞了這麼多年，但政府權力仍對市場資源的配置處於主宰、支配地位，官員特別是掌握權力的領導干部地位尊榮顯赫，從政仍是眾多年輕人驅之若鹜的選擇。西方有則寓言：一個驢子背著聖像走在路上，人們紛紛對它頂禮膜拜，驢子趾高足揚起來。但是，官員們不會像驢子那麼蠢。他心知肚明：人們崇拜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手中掌握的權力。今天有權，會高朋滿座﹔明天無權，就會門庭冷落。因此，他充滿了世態炎涼的恐懼感和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而官場司空見慣的爭權奪利，更使他感到“身在官場不由己”的無歸屬感和飄泊感。現在，他的“官場焦慮症”越來越嚴重。
為了擺脫這種致命的“基本焦慮”，他更需要通過日積月累的“自我理想化”獲取認同感、優越感和重要感，同樣，他還十分渴望得到不斷的成功來証明自己不同於常人、高人一等。他需要不斷在大會、小會上作重要講話，証明自己“理論水平高”﹔他需要不斷出現在各個場合，出現在電視中、報紙上，以証明自己的“不可缺少”﹔他需要不斷地力排眾議、敢於拍板，以証明自己“一貫正確”﹔他需要 GDP、重大工程、各項指標、各項排名、掌聲、鮮花、贊揚、口碑……久之，他會陶醉自己和他人共同營造的“理想形象”之中，“病態自負”已成了他生存的根基，這一切是真實，還是虛幻？是“通行証”，還是“墓志銘”？他並不知道，或者更准確地說，他害怕知道。不管怎麼說，漸漸地，他變得剛愎、獨斷、專橫、霸道。
官僚主義是“病態自負”的產物
為“病態自負”所驅使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追求自身的“卓越”，他已意識不到與事實的關聯性。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理想”本身，而其他的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與實際的疏離，使得他的“理想形象”像紙房子一樣不真實，也一樣脆弱，任何微弱的風都能吹倒它。所以，“病態自負”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回避”。
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較極端的例子是“大躍進”時的糧食畝產幾萬斤的荒謬，如果說那麼多的官員真的不明白，今天看來，確實讓人難以置信。但是，如果熟悉當時“比誰的衛星放得更高”的特定時代背景，就不會感到奇怪。
盡管正常思維的人看來，選擇性的“無知”荒謬絕倫。但從“病態自負”的角度來看，選擇性的“無知”出至他內心的真實需要，非但不荒謬，而且是符合內在的邏輯性的不二選擇。“自我理想化”的根基是虛構和幻想，是十分岌岌可危的，就像冰塊經不起陽光的照射一樣，經不起與實際的接觸。正由於面臨的巨大危險，他對實際情況懷有極大的恐懼。在實際情形中，他是那樣的脆弱，不堪一擊。
面對來自實際情況的巨大威脅，他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調動起渾身解數來打一場壁壘分明的“理想化自我”保衛戰：符合“理想化”的“正面形象”必須大力宣傳，而有違“理想化”的“負面影響”就必須堅決打壓。他之所以喜歡講空話套話，是因為空話套話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正確廢話”，能夠顯示他的“一貫正確”﹔他之所以下基層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報紙電視記者前呼后擁，是因為這樣能確保他“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時能夠過濾掉有害的“實際情況”﹔他之所以高高在上，會山文海，是因為遠離下層，隔絕真實，才能給他以安全感……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了解實際情況，不關心群眾痛痒，是“病態自負”必然導致的選擇性無知。隻有官僚主義才能筑起保衛“自我理想化”的堡壘，也才能使他披上防護來自現實威脅的盔甲。
形式主義植根於“對權威的服從”
有了官僚主義的主子，就必然會產生形式主義的奴仆。反過來，形式主義的迎合又為虎作倀，助長了官僚主義的泛濫。為什麼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形影相隨、密不可分呢？
西方有個著名的“米爾格拉姆實驗”。這個實驗揭示出“對權威的服從”：當個人進入權威系統后，會有一次心理重組的過程，“我”不再是能夠按照個人意識行動的“我”，而是權威的“代理”。在這個代理狀態下，“我”不再從人性的角度關注行為的正當性，而隻關注如何達到權威對他的期望。
現實生活中的“權威”又有怎樣的期待呢？荷妮曾揭示了“病態自負”者的重要的神經症特征：由於“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實的自我之間的懸殊”，出於克服焦慮的需要，“他不斷地期待別人對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別人的贊同、贊美、吹捧等”。但是，由於“理想”是臆想的產物，與“真實”之間有著巨大的懸殊，他擁有的“權威”越大，就越難擺脫“權威”像海市蜃樓轉瞬即逝的恐懼，也就越來越需要依賴別人“對權威的服從”，來不斷獲取鞏固和維持自己的“權威”的安全感。
中國古代的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時，他感到安全、自在，但一旦遇見真龍，就嚇得“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棄而還走”。這個寓言的隱喻是，人出於對現實中不可測因素的本能的恐懼，往往有著用虛構的“真實”代替猙獰現實的傾向。現實中官僚主義的袞袞“葉公”希望一切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摒除來自現實中不可測因素對“權威”的威脅。而形式主義有其“行”而無其“實”，是人造的“龍”，溫順可親而猙獰可憎﹔是按照“葉公”想要的樣子造出來的，也是能為“葉公”所能駕馭和控制的，所希望看到的“龍”。
世上本來就沒有龍，我們祖先造出“龍”，那也是出於國人以服從權威而求得權威保護的心理需要。經常有官員這樣講：“我的一切都是組織上給的。”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錯。對他來說，“組織”是個巨大的權威系統，組織上可以給你一切，也可能奪走你的一切。他的上級掌握取舍與奪的權力。他作為依附體制的官員，在長時間適者生存的競爭中，悟出的一條生存之道是“隻唯上”，把“對上級服從”奉為圭臬。他會認為，從政的藝術就是“貫徹落實”的藝術﹔他自詡的最有用的本事是能“吃透上情”，“摸清領導意圖”。
“組織”這個權威系統又是由人操縱的，有時候，組織的“權威”又是上級主管官員特別是“一把手”個人意志的化身。如果上級領導官僚主義嚴重，那麼，組織權威就很可能是官僚主義意志。臣服於官僚主義的意志，他為了投領導之所好，也隻能以講排場、比氣勢的種種形式主義做法，給領導留下深刻印象。他知道，因為干得好不好不重要，能不能給領導留下好印象才重要。為了從思想認識上、從行動上處處和領導保持高度一致：在研究重大決策部署時，當“一把手”提出動議后，他決不會提出不同看法，隻會不遺余力地証明領導動議的合理性、科學性和可行性﹔當上級領導布置開展某種活動時，他會聞風而動，調動一切人力、物力作道具，力求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每一個細節都盡善盡美，以迎接領導視察和上級部門檢查﹔當上級領導需要GDP等政績時，他會不惜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拔苗助長，讓GDP等數字光鮮……
正是這種種放棄良知、違背理智、罔顧實際的盲從，使得形式主義越演越烈，為官僚主義大行其道而推波助瀾。正如一個巴掌拍不響，許多重大決策失誤都是由獨斷專橫和無原則盲從共同造成的。
享樂主義是“重佔有”的濫觴
追求快樂本是人的天性，但極端享樂主義和奢靡成性卻是自毀、自戧的行為。“病態自負”為了追求“榮譽”“權威”，放棄了“真實”，放棄了“自我”。這就好比與魔鬼簽訂了出賣靈魂的契約，墜入了內心空虛、無價值感的心獄之中。為了獲得安全，他必須不斷地去“佔有”。弗羅姆認為，“重佔有”的生存方式是一種異化的病態生存。在古代社會，“重佔有”往往表現“囤積型”，守財奴隻有無休止地節儉和囤積，才感到安全。在今天“商品過剩社會中”，“消費是一種佔有形式，消費可以減輕人的恐懼心理，因為消費了的東西不會被別人拿掉了，但卻迫使我越來越多地去消費，因為一度消費了不能永遠滿足我的要求。”
這麼多年來，公款大吃大喝為什麼是個久治不愈的頑症？以前我們曾天真地認為，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極少公款吃喝，是因為人家生活水平高，不愁吃、不愁喝。可是，當今天我國解決溫飽后，吃喝之風卻越演越烈。而且在“八項規定”利劍高懸的情況下，仍有一些官員冒著頂風違紀、被查處的危險，變通方式、換個場所吃喝。為什麼一些官員少不了宴請吃喝呢？其深層次的原因是，身上之疾易去，心中之魔難除。這個“魔”就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一般的陰影：對“權威”失去的極度恐懼。對身為官員的他來說，有兩個大限，也就有兩大人生恐懼：除人生終有一死的大限外，當官還有終究要退休的大限。他也許會這樣對退休滿懷恐懼：退休是什麼？退休就是等死。人生無常，朝不保夕以及宦海險惡、黃粱一夢，使得他今朝有酒今日醉。他不僅需要把酒醉當興奮劑和麻醉劑，借酒澆愁，忘卻煩惱和恐懼，換得片刻的安寧，而且更需要那種觥籌交錯中被奉為座上賓那種眾星捧月、尊貴顯榮的感覺，使他覺得位高權重。當他習慣了這樣的狀態后，如果突然有幾天沒有人宴請，一種不祥之感就會襲上心頭，感到周圍充滿了危機，從而產生猜忌……為了讓他放心、安心、舒心，他的下級官員以及和他有著老關系的老板們，自然不敢怠慢，再危險，再困難，辦法總是有的，該擺的筵席還是要擺的。這樣的情形並不鮮見：當他剛當上領導的秘書時，某次陪領導下去視察，看了下面准備的接待方案，可能會想，這樣吃喝恐怕大象也會被撐死的。幾天在酒宴間的連軸轉，使得他苦不堪言，可是他的領導卻如魚得水，應付自如。等到后來他也成了領導，隨著官階步步晉升，他的大腹也越來越便便，風度翩翩地周旋於檔次越來越高的頻繁宴請中，他也越來越泰然處之、波瀾不驚。到了這個時候，他才發覺，就像對酒精和藥物依賴一樣，他已無法擺脫對宴請的依賴。
荷妮說：“常見的情況是，撒一個謊通常會再撒第二個謊，然后再用第三個謊來支撐第二個謊，依此下去直到一個人被纏在蜘蛛般的謊言中不能逃脫。”正是浸淫於官本位依然盛行的不利處境中，一些官員面對“權威”和真實自我的沖突，採取了“病態自負”的偽解決，然后又把另一個偽解決加在這個偽解決上，一個個地重疊起來，就產生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這也是“四風”積習甚深、冰凍三尺的淵源所在。
（作者單位：江蘇省揚州市紀律檢查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