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馬上就辦 辦就辦好” 8月2日，福州市晉安區工商局紀檢組工作人員（左一）在“聯合上門服務點”發放群眾滿意度問卷調查表。新華社記者 張國俊攝
在長期執政條件下，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黨的群眾工作的社會條件與黨自身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方面，我們有條件做好群眾工作。就經濟基礎而言，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2010年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國家綜合實力有了巨大提升，為黨做好群眾工作提供了強大的物質資源。就社會保障而言，黨的十六大以來，黨逐漸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社會建設方面加大了改革的力度，社會保障制度逐漸建立起來。就基層管理而言，黨的基層組織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具有強大的組織優勢，基層大調解機制開始形成。應該講，我們今天做群眾工作，理論上、事實上都比過去具有更好的條件、更高的技術手段。
另一方面，群眾工作的兩端——群眾和黨的隊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黨的群眾工作更為復雜，難度也比過去更大。黨執政多年來，群眾基礎發生了多方面變化。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利益多元化、格局復雜化，群眾劃分為多個不同利益群體。群眾的人權意識、法制意識、監督意識較之改革開放前大為提高。群眾對干部隊伍的社會評價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社會對領導干部的要求越來越高。另外，世界政黨這兩年的變化，對於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也提出了一些警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我們根據群眾基礎與黨的隊伍變化的特點，與時俱進，健全制度，改進群眾工作方式。
尊重規律，轉變理念，樹立“四觀”
第一，樹立“大群工”觀，即群眾工作是蘊含於整個政治體系運作之中的過程，黨群關系是整個政治體系運轉的結果。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工作，乃至個人行為都可以影響到黨群關系。
第二，樹立服務觀，即以服務作為黨政機關、基層組織的重要功能和業績考核內容。十八大把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確定為黨建目標。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執政幾十年，其中遵循的很重要的一項做法就是，無論部長還是議員，每周一晚上必須會見選民，而且在任期內，必須把選民走訪完畢。當然，具體的制度，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照搬，但是這種出發點，這種動機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第三，民主與依法執政觀。民主與依法執政是群眾工作應有的基本觀念，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十八大明確地講，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這表明，法治能力將成為領導干部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重要內容，事關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落實，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
第四，樹立民眾權利本位觀，即公權力不得與民爭利。
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改進領導方式
執政黨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是中國社會管理大格局。其中黨與各類社會組織的關系，是社會管理體制中的重要問題，也是改進黨的領導方式的重要內容。如若沒有社會組織，就會使得大量的矛盾指向黨和政府，因此需要有社會組織緩沖。同時，我國社會組織也需要規范，就是要以法律規范其行為，以社會監督他們，充分發揮在其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而不是黨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會組織的作用。
公正協調利益關系
社會政策是關系人民群眾生存的大事，社會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會的參與討論。這裡，民主決策，給各利益相關方以平等的機會介入到決策過程中來，是第一個重要環節。沒有這一環節，就沒有機會與過程的公正，這是保障社會公正的政治制度設計。從黨的領導視角來看，改進黨的決策方式，健全民主決策機制，更是黨的職責所在。帕累托最優原理，是在調節利益關系中，千萬不可以忘記的，就是要給同盟者以物質利益，至少不損害其利益，並且要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來。也許這會導致決策過程更復雜些，利益博弈更激烈些，但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大家會相信我們是公正的，這說到底，體現不與民爭利。
建立新型的溝通機制
溝通的實質是明確各溝通主體的利益訴求、彼此關系，這在利益多元社會是十分必要的。傳統的溝通方式是自上而下、單向度溝通，上級認為有必要時以座談會、調研等形式自上而下溝通，而新型的溝通機制是雙向度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並行的，溝通雙方地位是平等的，互為主體。從全社會來看，有效的溝通方式之一是建立社會對話協商機制。對話協商可以在中央、地方、基層多個層面展開。在基層，近年來出現的基層大調解、社區糾紛調解機制、民怨化解機制也屬於對話機制的一部分。
在我們國家，社會對話協商機制已經存在。在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還有某些二、三線的城市，在很多社區裡面有諸如糾紛化解室、矛盾調解室，還有法律咨詢室，這都是化解個體矛盾的一種對話協商。
另外，干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這也是一種溝通機制，這一口號的原創地就是雲南孟連，這次十八大報告也提了出來。這裡需要強調的就是所有的新經驗，在它的原創地出現的時候，都是有很強現實針對性的，所以效果很好。但是，如若我們一刀切地將其推向全國，那就需要深思。農村和城市不一樣，小城市和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不一樣，白領、高科技精英和普通工人、農民也不一樣。因此就需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同時，還要有一系列的平台、一系列的制度，比如上海楊浦區實施的“一線工作法”就是如此，隻有一系列的后台制度配套，才能使直接聯系群眾發揮最大的效應。
工作方法、手段，靈活、多樣、權變
群眾工作方式千差萬別，從大類上講，用不同標准衡量，可分為權力與非權力方式、民主與法制的方式，等等。從具體方法上講，可以具有手段多樣性（制度、組織、文化等），形式現代化、大眾化等特點。但所有的方式方法，無非激勵與懲戒結合、教育與制度約束並用、自我管理（社會自治）與國家管理並存，等等。在信息化時代，可以充分運用高科技提供的一切手段、渠道，如互聯網留言板、熱線電話等，及時了解群眾意見，排查矛盾，解決群眾困難。但一切高科技手段的運用，最終還得依賴各級領導機構的重視，因此，關鍵在領導。
進一步強化各級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作用
黨代表、人大代表是聯系執政黨、公權力與民眾的橋梁，代表們可以在群眾工作中起到制度化表達群眾意見、調解社會矛盾等作用。對此，有些地方做得還不錯，像深圳蛇口，就是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三者共同組建成工作室，每周都有會見，並且有明確分工。
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樹立執政黨良好形象，對於群眾工作具有極重要的意義。群眾往往通過身邊的領導者、黨員判斷黨的性質，評價黨的工作。如果群眾對黨風廉政不認可，群眾工作就會無效。因此，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對於長期執政的黨尤為重要。實踐中，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拓寬黨風廉政建設的領域，把黨風廉政建設融入國家與社會的治理結構中﹔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眾，以社會權利的實現來解決黨內監督體制薄弱的問題，在群眾監督中獲得群眾認可。
總之，群眾工作事關黨的群眾基礎是否會流失。在今天的背景下，社會的群眾基礎變了，黨自身也變了，需要我們有一個大的轉變，才能夠適應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