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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劉易斯轉折的悖論、爭議與共識
郭金興
2013年07月29日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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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中國當前普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與民工短缺和工資上漲並存的現象,這與經典二元經濟理論的推論相悖,從而引發了關於我國目前是否已進入劉易斯轉折階段的廣泛爭議。由於使用的判斷標准和數據來源不同,學界對此尚未形成一致的結論。但是,在這些爭議的背后,在勞動市場的發展趨勢、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應對政策等方面,學者們有著廣泛的共識。

關鍵詞:劉易斯轉折、民工短缺、工資上漲、剩余勞動

The Paradox, Judgment and Consensus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of China Economy

Abstract: China's current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coexistenc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and migrant workers shortages and the rising wages of the unskilled workers, is contrary to the classic dual economic theory and spark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China has pass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judging criteria and data sources, scholar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unanimous conclusion. However, behind these controversies, the scholars have already formed a broad consensus in th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of China to pas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sponses.

Key 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Migrant Workers Shortages; Rising Wages; Labor Surplus

一、引言

2003年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並且逐漸蔓延至中西部地區,起初學界認為這不過是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勞動市場局部的、周期性的、結構性的現象。但是,此后數年,即使遭遇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民工荒”也未消失或者緩解,而是愈演愈烈,並在全國范圍內出現“漲薪潮”,似乎預示勞動市場已經出現了全面的、總體性的、趨勢性的變化。2007年左右,蔡昉率先提出伴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的“民工荒”並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現象,而是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有限剩余的重要標志,中國經濟已經接近或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2]這一觀點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爭論,多數學者以我國農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勞動為依據,對此持否定態度。研究劉易斯轉折問題的學術論文數量激增,甚至一些國外學者也加入討論,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China Economic Review分別於2010年和2011年出版了關於中國劉易斯轉折爭論的專輯,提供學術舞台,使論辯雙方有機會“同場競技”,推動相關討論不斷深入。

關於劉易斯轉折的爭論主要沿兩條線索展開,一是對民工短缺、工資上漲和剩余勞動並存這一“悖論”的解釋,二是與之相應的有關劉易斯轉折的判斷標准、判斷方法和經驗証據的研究。由於判斷標准、使用方法和數據來源的差異,學者們得出的結論不盡一致。而且,對農村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就業特征尚未形成權威的、全面的、持續的統計數據,剩余勞動准確估算也存在現實的困難,這加劇了學者之間的分歧。但是,透過有關爭論,對於劉易斯轉折背景下中國勞動市場的發展趨勢,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途徑,學界存在著較為廣泛的共識。下文將詳述有關的悖論、爭議與共識。

二、悖論及其解釋

劉易斯轉折的判斷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爭論,從經驗來看,是由於存在剩余勞動與民工短缺和工資上漲並存的“悖論”。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推論,在傳統部門 剩余勞動尚未全部轉移至現代經濟部門之前,傳統部門的工資水平由生存工資決定,並長期保持穩定。現代部門隻需支付略高於傳統部門生存工資的工資水平,就可以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3]在實現劉易斯轉折之后,邊際產值為零或為負的剩余勞動已經消失,為吸引勞動者繼續由傳統部門流向現代部門,必須提高工資水平。中國自2003年以來開始出現民工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但是,農業部門仍存在數量可觀的剩余勞動也是不爭的事實。[4][5][6][7]正是這一理論上相互沖突的悖論,引發學界對劉易斯轉折問題的廣泛爭論,有學者甚至將此稱為中國經濟之“謎”。[8]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按照生產方式的不同,區分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或者資本主義部門或非資本主義部門。傳統部門不僅包含農村地區按照非資本主義方式組織生產的農業部門,也包含城市中按非資本主義方式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非正規經濟部門,如傳統服務業等。

劉易斯指出,為了吸引剩余勞動的流入,現代部門需要支付的工資比生存工資要高出30%,以克服客觀的或“僅存於想象之中”的轉移成本。

 

正如Garnaut所指出的,與其他經濟模型一樣,二元經濟模型也是對經濟現實的理論抽象,現實經濟中由於存在地區差異、勞動者的個體差異以及制度約束等因素,自然而然會出現現實與理論相悖的現象。[9]解釋民工短缺、工資上漲和剩余勞動共存這一悖論的關鍵,在於認識到剩余勞動只是潛在的勞動供給,並不等同於現實的勞動供給,在其轉移的過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3]當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之間的工資差距不能彌補這一成本時,即使仍然存在尚未轉移的剩余勞動,也會出現民工短缺或工資上漲的現象。由此出發,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悖論做出解釋,主要觀點如下:

第一,地區差異說。中國作為典型的“大國經濟”,由於長期以來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地區之間的資源稟賦、要素相對稀缺程度,從而相對價格以及發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異。[10]東部地區經濟水平比較高,已經出現勞動者工資的普遍上漲、勞動供給不足以及農業勞動比重下降等明顯的的劉易斯轉折現象,而中西部或局部偏遠地區,發展相對落后,工資水平和增長速度都低於東部發達地區,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有待轉移,距離劉易斯轉折點還有一段距離。[11]勞動者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和轉移需要支付相應的成本,因此出現部分發達地區勞動短缺,而其他落后地區仍然存在剩余勞動的現象,這也意味著劉易斯轉折不是一個具體的點,而是一段區間。

 

第二,勞動者個體差異說。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假設剩余勞動是同質的,但在現實經濟中,剩余勞動具有明顯的異質性,不同勞動力年齡、性別、教育水平等差異會直接影響其轉移決策 ,農村勞動力轉移表現出高度的選擇性。[12]章崢以不同年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差異表征勞動力的異質性,証明不同勞動生產率的農村勞動力在相同的工資率水平下的收入不同。年齡較大、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工資水平低於保留工資,因此隻能留在鄉村。隨著高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轉移殆盡,現代部門隻能提高工資率,才能吸引低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力繼續轉移。由此出現農民工工資上漲,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而農村仍存在著大量低勞動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的悖論。[13]

第三,轉移決策說。農村剩余勞動的轉移決策主要取決於預期收益和轉移成本的比較,轉移成本不僅包括為實現轉移所支付的經濟成本,而且還包括相應的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14]近些年來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農業收入水平提高,農業減稅和補貼等惠農政策的實施,直接導致農民工保留工資上升。而住房費用上升等因素使城市生活成本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淨收益降低。農民工在成本與收益的權衡之下,更多選擇返鄉或就地、就近轉移,這加劇了剩余勞動與“民工荒”並存的現象。[15]

第四,勞動市場分割說。戶籍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福利的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形成了分割的勞動市場,阻礙了勞動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流動和轉移,這也是造成“民工荒”和剩余勞動並存悖論的重要原因。[8]由於戶籍等制度性障礙的存在,農民工不能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權益,大部分農民工不能與家庭一起進城,隻能選擇在未婚和年輕的時候外出打工 ,而一些要照顧老人和孩子的農村勞動力根本無法外出打工,這直接降低了可供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數量。Golley的研究指出,如果現有農民工的平均轉移年限增加四年,農民工存量將增加一倍以上,如果消除所有的制度障礙,2020年的農民工數量也將增加一倍以上。[16]因此,消除制度障礙,加快勞動市場整合是解決“民工荒”和農村剩余勞動共存悖論的關鍵。

都陽、王美艷對農村勞動力的外出決策過程實証研究表明,年齡和受教育水平是影響農村勞動力外出決策的重要變量。年齡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農村勞動力轉移概率越低。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年全國舉家外出的農民工2966萬人,僅佔全部外出農民工的20.41%﹔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為33.8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為34.7歲,女性平均年齡為32.1歲,而根據2009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全國勞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約為38.8歲。

(責編: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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