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判斷及其爭論

隨著勞動者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轉移，傳統部門中邊際產值為零或為負的剩余勞動最終消失，生存工資條件下存在無限勞動供給的古典模型不再適用，由此進入工資由勞動邊際產值決定的新古典模型。[3]因此，邊際為零或為負的剩余勞動的消失是經濟轉折的標志，拉尼斯和費將其稱為劉易斯轉折 。[17][18]劉易斯轉折之后，傳統部門勞動邊際產值為正，並且隨著勞動者的不斷流出而上升，這意味著現代部門不能再以不變的工資水平獲得無限的勞動供給，勞動供求的總量結構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開始上漲。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非熟練工人工資水平上漲，將會縮小非熟練工人和熟練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並通過提高農村家庭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的總體狀況。因此，是否已經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可以從剩余勞動的數量和比例、勞動市場的供求結構、工資水平的上漲趨勢、工資收斂和收入分配改善等方面作實証研究。由於現實經濟的復雜性，依據不同的判斷標准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這些不同的結論之間並非完全的互斥關系，有時候需要運用多種方法，進行綜合判斷。[19]

（一）剩余勞動力數量和比例

劉易斯對二元經濟的基本假設在於農業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因此，考察和估算農業中究竟有多少剩余勞動是判斷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的最直接的指標。但是，由於剩余勞動不能直接觀察到，必須通過估計農業生產必需的勞動數量而間接得到，而中國農村勞動人口統計上的不完善，更加加劇了這一困難。而且，不同學者對剩余勞動的定義不同，進而採取的估算方法不同，這也必然導致估計結果有很大的差異。從目前的估算結果來看，剩余勞動數量從2000萬到1.5億不等。[7]

蔡昉對農業剩余勞動和結構作了新的分析和預測，結果表明，2004年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是23.5%，其中50%以上是40歲及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至多隻有5800萬，剩余比例隻有11.7%。考慮到40歲以上的勞動力轉移意願較弱，而40歲以下的勞動力數量在逐年下降等因素，因此認為農村能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的剩余勞動已經很有限，農村剩余勞動力已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剩余，中國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4]蔡昉對剩余勞動估計的貢獻在於，不僅估算了剩余勞動的數量，而且估算剩余勞動的人口特征，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從而將剩余勞動與可以轉移的勞動供給聯系起來，這一方面可以解釋剩余勞動和工資上漲的悖論，另一方面也啟發了其他學者從勞動供給的角度去研究劉易斯轉折問題。

劉易斯轉折並不意味著二元經濟已經消失，此時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的勞動邊際產值和工資水平仍有較大差異，促使勞動繼續從前者向后者轉移，使兩者之間的勞動邊際產品差異逐漸縮小以致消失，拉尼斯和費將兩者差異消失的時刻稱為成為商品化點，此后二元經濟轉型為一元經濟。蔡昉明確的指出，自己所研究的是劉易斯轉折，而不是商品化點，判斷的標准是現代部門新增的勞動需求超過了新增的勞動供給，並且工資水平開始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