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資收斂和收入分配的改善

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后，隨著勞動市場由分割趨向統一和整合，非熟練工人與熟練工人之間、不同行業之間和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隨著勞動要素更為稀缺，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例得到提高，這都將帶來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這也由其他東亞經濟體劉易斯轉折的經驗所証實 。[11] [31][32]

蔡昉利用中國城鄉勞動調查數據（CULS）分析我國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差距，發現不同技能的農民工之間、農民工和城市職工之間，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工資水平確實出現趨同現象 ，為我國已經跨越劉易斯轉折點提供了新的証據。[22]李稻葵等研究發現，中國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的變動趨勢符合庫茨涅茨的“倒U曲線假說”，我國目前還處於勞動份額的下降期，但未來兩年勞動份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會進入上升通道，收入分配有望得到改善。[33]

但是，大部分學者從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和勞動收入佔GDP比重下降 的角度，認為我國經濟仍然處於庫茨涅茨倒U曲線的左端，收入分配惡化的趨勢並未好轉，並以此否定我國已經達到劉易斯轉折點。[29] [34]由於樣本數量較少以及觀察時期較短等原因，還沒有充分的証據表明我國勞動市場出現顯著的工資收斂，收入分配狀況也尚未得到顯著改善。因此，以工資收斂和收入分配改善判斷我國是否到達劉易斯轉折點還有待新的証據。

（五）其他標准

根據二元經濟理論和勞動轉移的經驗，農村剩余勞動先由農村地區轉到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再逐步轉到正規部門。劉易斯轉折到來之后，勞動力稀缺性增強，城市正規部門吸納勞動力能力不斷增強，非正規部門就業數量將會減少，勞動者就業質量將會提高。根據吳要武的研究，我國新增非正規就業在2001年開始減少，至2005年絕對量出現減少。正規就業增量則從2002年開始增長，至2005年每年新增正規就業已經達到1000萬人。而且，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其就業的非正規化程度也在降低。作者由此推斷我國勞動市場的轉折點在2002-2004年之間到來。[35]

一些學者通過比較農業勞動成本和勞動邊際生產率，對我國是否跨越劉易斯轉折點進行了驗証。王美艷利用中國歷年農產品成本調查數據，發現自2004年以來中國農業勞動成本穩步較快增長，而農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投入比自1990年以來就一直在穩步上升。她還利用省際面板數據，分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兩個階段對粳稻和小麥的生產函數進行了估計，發現與1980-2000年間相比，粳稻和小麥的勞動邊際生產率都在迅速提高，這為中國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証據。[36]卿濤根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彈性出現遞增的特征，以及農業部門實際工資和生存工資相關關系增強等經驗事實，佐証了我國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37]

還有一些學者從國際經驗比較的角度對我國劉易斯轉折進行研究。黎煦歸納了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歷劉易斯轉折點時的經濟特征，發現人均GDP達到300-500美元（1964年不變美元價格），農業勞動力佔全部勞動力比重下降到40%-50%時會出現轉折點，由此認為我國已經開始進入劉易斯轉折點。[38]耿元和林玳玳從我國勞動供給缺乏彈性和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的角度，認為斷言劉易斯轉折點和勞動短缺時代到來為時過早。[39]袁志剛（2010）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產值佔GDP比重10%，而就業比重為39%，對比日韓的國際經驗，在第一產業比重沒有下降到5%，勞動力就業比重沒有下降到10%以前，還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快速轉移時期。[29]Minami認為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后，城市失業率會出現顯著下降，而中國城市失業率從1985年的2.8%上升到2005年的12%，一直呈上升趨勢，以此作為否定中國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的証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