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的研究引起很大的爭議。依據已經轉移的勞動力並未脫離農業生產、農業從業勞動力年齡偏低等經驗事實，一些學者提出了質疑。孫自鐸指出，包括鄉鎮企業和農民工在內的已經轉移的2億勞動力中，相當一部分人並未放棄承包地，是兼業生產者，這部分勞動力折算成農業從業者，將降低所需農業勞動力數量。而且，40歲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即使說不適合轉移到非農部門，但是，作為農業勞動者也可以置換出更多的外出打工者，直接從轉移者中扣除是毫無道理的。[20]賈先文的研究也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從業人員年齡輕很多，我國40歲以下、40-50歲以及50歲以上的農業從業人員分別為44.4%、23.1%和32.5%，而日本和韓國60歲以上農業產業人員比例為50%以上，50歲以上的比例則在75%以上。農業技術進步會促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資上漲和勞動要素相對價格的提高，會促進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對勞動產生替代作用，我國農村將有更多的可轉移剩余勞動出現。[21]Knight對比農業勞動力的實際工作日和可提供的工作日，發現農業勞動力每年的平均勞動時間為183天，49%的農業勞動力的工作時間少於200天，而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的平均勞動時間為226天，其中少於200天的比例高達32%。如果將勞動者每年可提供的工作日定為300天，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和擁有農村戶籍的非農勞動力的剩余比例分別為39%和25%。[8]因此，農村剩余勞動仍有很大的挖掘潛力。

正如劉易斯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樣，剩余勞動不僅在農業生產中或農村地區存在，同樣存在於城市的傳統部門中。我國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很多在非正規行業就業，其中的剩余勞動和非充分就業現象尚未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關注 。[22]這為進一步挖掘剩余勞動潛力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勞動市場供求

就業率和失業率是衡量勞動市場供求的最重要的指標，但是，我國就業統計和失業統計存在著諸多問題，無法使用官方的統計數據對勞動市場供求狀況進行准確的判斷。因此，大多數學者根據人口結構變化和其他數據資料來把握我國勞動市場的供求變化。但是，由於數據來源和考察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

蔡昉從勞動市場的供求變化得出我國已經跨越劉易斯轉折點的結論。首先，從勞動年齡人口（16歲-64歲）的變化來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從80年代開始下降，2004-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將在2015年左右達到峰值 。此后，從農村轉移出的勞動供給數量將開始少於城市新增就業的數量，城鄉總勞動人口將呈現負增長。其次，從勞動力需求來看，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勞動力與農業雇工需求都不斷增長。2003-2009年期間，城鎮新增就業比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更快，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及城鎮失業和冗員正在迅速減少，勞動需求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勞動供給的增長速度。勞動供求的結構性變化使中國在2003-2009年之間進入劉易斯轉折階段。蔡昉還估算了城市化對城鎮就業的帶動作用，發現按照不同的城市化速度，“十二五”期末與2009年相比，城鎮新增就業在5859萬與9836萬之間，而在此期間，勞動人口的增量僅為2400萬左右。因此，勞動人口的增長，將不能滿足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鎮就業迅速增長。“十二五”期間，我國勞動市場供求將發生重大變化。[22]

對農民工的調研發現，外出農民工四分之一處於打零工狀態，勞動時間明顯少於充分就業水平。

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0年以前不斷上升，2010年達到71.9%，此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則呈下降態勢，2030年下降到67.2%，從絕對數量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9.98億，此后會逐步下降，2030年約為9.83億。

蔡昉等從增量的角度來說明新增勞動供給無法滿足新增勞動需求，但更多地學者從我國龐大的人口存量的角度否定我國劉易斯轉折點到來這一命題。翟振武和楊凡提出，勞動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和未來新增勞動人口逐漸減少是我國勞動市場發展的長期趨勢，但是，近些年來我國勞動人口總量仍是增加的，至少在未來十幾年中，勞動供給是穩定和充裕的。而且，2009年中國勞動力總量為9.3億，比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數量的總和（7.7億）還要多，而發達國家GDP總量是中國GDP的近5倍。因此，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不是勞動力數量不夠，而是勞動生產率太低。[23]孫國鋒指出，我國勞動供給將於2017年才進入負增長，而且，即使如此，21世紀中葉我國還將有9億勞動力。因此，目前人口紅利還未消失，劉易斯轉折已經到來的論斷言之尚早。[24]

還有一些學者從人口結構的角度解釋了當前“民工荒”出現的原因，並以此否定劉易斯轉折點到來。Golley分析了農村戶籍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現44-46歲和19-29歲年齡段出現缺口，是由20世紀60年代的大飢荒和8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19-29歲年齡段的缺口說明當前出現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暫時性短缺，而不是剩余勞動的枯竭。[16]Green利用2005年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預測，也認為2005年中國20-39歲的勞動數量的下降是暫時的，未來將持續增加，2010年將達到1.9億，2015年達到2.15億。因此，至少在未來幾年內，中國依然能為非農部門的發展提供足夠的勞動供給。[25]

（三）工資上漲

工資上漲的趨勢性變化是劉易斯轉折的判斷依據，即在劉易斯轉折之后，工資漲幅會明顯提高，而考察對象應是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如農民工工資或農業雇工工資。但是，除了勞動供求的結構性變化會導致工資上漲以外，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或保留工資的上升也會引起城市部門工資的上漲。簡單地把農民工工資上漲作為判斷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依據，缺乏邏輯的一致性 。[26]因此，爭論雙方不僅要考察工資是否上漲，還要分析工資上漲的原因。

蔡昉認為2003年以后，普通勞動者（農民工、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出現明顯上漲，並且呈現加速上漲的趨勢。為了証明工資上漲是供求關系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蔡昉等還考察了農業雇工的工資水平，發現農業雇工日工資呈現更快的增長速度，這是劉易斯轉折到來的重要証據。[22]張曉波分析了甘肅省國家級貧困縣88個村庄的跟蹤調查數據，發現近年來甘肅省貧困地區農村內部已經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實際雇工工資無論是農忙時期還是農閑時期都已開始大幅上漲，這為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提供了微觀証據。[27]

Golley利用中國和印尼農民工研究數據庫（RUMICI）中2000-2009年數據，以城市工人工資水平作為控制組，並且控制勞動者年齡、教育水平、工作年限等變量，發現農民工實際工資水平並沒有顯著上升。現階段的農民工工資上升是因為農業補貼和城市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以及處於人口結構變化的特殊時期，而不是因為農村剩余勞動枯竭，中國劉易斯轉折尚未到來。[16]另外一些學者認為農民工工資上漲速度低於GDP增速，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低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農民工工資並沒有出現相對於城鎮職工工資的快速上漲，當前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是對此前長期維持低工資的調整，是工資水平普遍上漲的結果。[28][29][30]因此，中國經濟尚未到達劉易斯轉折點。

Minami和Ma指出，工資上升可能是源於政府實施的最低工資制度，也可能是經濟景氣的結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城市產業工人工資高漲，它們都不是勞動力供求變化的反應，因此，判斷劉易斯轉折點的依據應該是邊際生產力，而不是工資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