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若干共識

雖然學界對於我國是否跨越劉易斯轉折以及何時跨越尚存諸多爭論，但是，在這些爭論中背后，對劉易斯轉折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並在中國勞動市場的發展、困難和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若干共識。

第一，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劉易斯轉折點不應是一個點，而應是一個區間。學者們已經認識到由於地區差異或勞動者的個體差異，不同地區可能處於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勞動者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需要具備的條件也有所區別，因此，劉易斯轉折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呈現漸進的特征。[10][31][38][40]隨著經濟發展與勞動市場的整合，劉易斯轉折的更多特征性的現象會逐漸積累，愈發顯著，而在劉易斯轉折的初始階段，可能會有更多相互沖突的証據，這可能也是目前對於劉易斯轉折爭論頗多的主要原因。

第二，勞動人口及剩余勞動的數量和結構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經過三十多年的轉移和吸收，剩余勞動的數量正趨於減少，剩余勞動的人口特征使進一步的轉移越來越困難。[5]勞動人口的數量增速放緩以至減少，比重也逐漸由增加轉為下降，這意味著我國勞動市場的供求結構將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勞動力的稀缺性正在增強。必須通過加強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等措施，挖掘勞動資源潛力，才能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第三，勞動市場由分割趨向統一和整合。城市中熟練工人和農民工的工資差異收斂、工資決定機制更具市場化特征、農民工工資佔農村家庭收入比重持續上升，表明我國勞動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和城鄉勞動市場一體化水平都有顯著提高。[16][22][41]雖然由於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我國勞動市場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的狀態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市場的統一和整合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並不斷向最終的目標邁進。

第四，消除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制度障礙，促進農村剩余勞動進一步轉移。在完善勞動市場制度，減少勞動流動障礙方面，學術界存在相當一致的認識。政府應努力消除制度障礙，放寬和消除戶籍制度的限制，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完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和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將更多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改變農民工“潮汐式”的轉移方式，使其更易於在城市定居，深入挖掘勞動供給的潛力。[8][16][22]

第五，劉易斯轉折對於中國經濟既是機遇也是挑戰。[42]一方面，劉易斯轉折意味著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有利於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創新和應用，促進產業升級﹔也意味著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將會提高的更快，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將會上升，這有利於促進國內消費，使得我國總需求結構更加均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劉易斯轉折，工資水平的上漲意味著與其他低收入國家相比，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將會縮小﹔如果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發達國家的競爭又將會處於劣勢，從而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於不利地位。

另外，劉易斯轉折為經濟社會制度的完善和革新提供了新的動力。 [2]隨著民眾收入水平的提高，對社會公平的需求增加，對社會不公的容忍度下降，通過社會輿論等形式，形成社會變革的壓力。如果社會變革不能及時滿足這些需求，就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勞動要素相對價格的提升也促使政府改變對待勞動者的態度，使其有更多激勵來保護勞動者權益，為勞動者提供更優質、更公平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對農民工的調研發現，外出農民工四分之一處於打零工狀態，勞動時間明顯少於充分就業水平。

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0年以前不斷上升，2010年達到71.9%，此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則呈下降態勢，2030年下降到67.2%，從絕對數量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9.98億，此后會逐步下降，2030年約為9.83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