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在鎮江金山寺看百舸爭流,便問“可知每天來往多少船隻?”老和尚沉思后答“隻看到兩隻船,一隻為名,一隻為利”。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得直白透徹:“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名利這東西,就像鳥之愛惜羽毛,人生難以漠視與回避,更難以全然超脫。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追求,對待名利又有軒輊之別。
正所謂“古來聖賢皆寂寞”,從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到白居易“身心轉恬泰,煙景彌淡泊”,再到陶淵明“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名賢高士“寂寞”於名利,卻怡然於散淡生活。“谷穗越肥大,就越低著頭。”今天的一些大家,在名利面前的持守,同樣為人敬仰。20世紀8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特邀錢鍾書講學,待遇極為豐厚,卻遭錢拒絕,原在他不為利去。季羨林曾辭謝“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項桂冠,表示“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意在不為名累。
普通人之於名利,未必有名人賢士的境界,亦不必苛責求全,但至少也當知追求名利過猶不及的道理,懂得“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設若求之過切,逐之近極,則必然陡生事端,終而愧悔無及。傳說愷撒大帝臨終時告訴侍者:“請把我的雙手放在棺材外面,讓世人看看,偉大如我愷撒者,死后也是兩手空空。”說白了,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乍看驚富貴,凝視即雲煙”,時光流逝,惟真心真情不變,惟平淡平常為真。明了這一點,生活別具一種幸福的美感,是謂知足而常樂。
然而,對於領導干部來說,一旦名利觀扭曲,輕則毀了自己,重則誤國誤民,誠非小事。不少於改革建設有功者,正是因為過不了名利這一關,而最終滑入犯罪深淵。一位落馬者刑前就曾追悔說:“貪圖功名利祿是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以,領導干部不應以“自己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進行自我辯解,既身在其位,手掌其權,就當以正確的“名利觀”為底線而自守,當見淡對名利者而思齊,當見追名逐利之輩而自省,以砥礪自己的“名利觀”,使一生不毀其守、不舍其求。
事實上,有不少優秀的共產黨人,視名利如糞土、若浮雲,其品格志趣永為黨員、干部的標杆。陳雲認為任何功勞“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並寫有“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的條幅以自警。“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給自己定下許多“原則”:不題詞,不吃請,不為人寫序,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採訪,不參加任何成果鑒定會,不接受禮品,不寫回憶錄,不同意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等,世人贊他“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
雲南保山原地委書記楊善洲,一輩子追求的“名”是“共產黨員”這個光輝“名稱”,追求的“利”是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是為“大名利觀”,值得我們銘記縈懷,並為之追求不息。
《 人民日報 》( 2013年07月16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