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發展、改革深化、社會轉型使基層干部面臨新的工作環境，中央的嚴格要求與群眾的新期盼，使基層干部承受更大的責任壓力。帶領廣大群眾筑起實現中國夢牢固基石的道路上，他們累在基層，難在基層，有時也會困惑在基層。
怎樣才能真正做到人在基層，心系百姓？記者在各地採訪得到這樣的答案：基層干部自身要轉觀念、強能力，體制機制上要給他們減負擔、硬約束。
轉觀念：與群眾站在一起
２０１２年起，中部某省省會城市組織開展大規模的干部聯村（社區）駐點工作，活動要求干部下基層要讓群眾“找得到人、辦得了事、解得了難、交得了心”。
駐村干部高志國聯系的村地處偏遠，每次下村，他要換乘７次車。自２０１２年以來，他每月駐村時間最短的１４天，最長２６天。
為了幫村裡赤腳醫生羅沸騰解決退休問題，高志國先后到省、市主管部門咨詢。雖然最后因政策限制沒有辦成，但羅沸騰全家非常感激，專門提了一籃子土雞蛋非要塞給高志國。
“群眾反映的事情，辦成了群眾固然歡喜，但即使無法解決，隻要用心去辦，群眾也會充滿感激。”這是高志國在筆記上寫下的一段話。
除了一籃雞蛋的故事，在基層採訪，讓記者感慨的還有干部一通溫暖人心的電話就讓一名老上訪戶結束十年上訪﹔干部主動道歉認錯不僅化解了矛盾，還在群眾中樹立起更高威望等令人深思的故事。
黨的十八大代表儲詒權長期在基層工作，他說，現在有些地方“干部說群眾不聽話，群眾講干部不像話”，重要原因是干部沒有做到與群眾平等真誠溝通、沒有進行心與心的交流。
安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房玫說，有些干部之所以擺不正同群眾的關系，原因就在於未能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以致思想上漠視群眾、感情上疏遠群眾、工作上脫離群眾。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基層干部能不能樹立正確的群眾觀首先是一個立場問題，是站在群眾的對立面，還是與群眾站在一起？”
強能力：不能打著官腔做工作
孫豐民是江蘇省泰州市泰興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的副局長。２０１１年起，他擔任泰州市首批群眾工作團河失工作隊隊長，到河失鎮任黨委副書記。
在河失，孫豐民負責的一項任務就是鎮上農具廠的改制。改制面臨兩大難題：沒錢，企業倒閉后資不抵債，改制資金有限，跟職工要求有差距﹔沒時間，土地招投標已經完成，涉及１１８人的改制工作要在８天內完成。
一開始，孫豐民捧著文件，給群眾講政策，說大道理，結果下面一陣起哄。“到了一線才發現像以前那樣打著官腔做群眾工作，群眾是不會接受的。”他說。
僵局面前，隻有改變。孫豐民開始與群眾換位思考，與職工促膝談心，了解他們所思所想，從解決陳欠工資，養老、醫療保險等職工最關心的問題出發，確定了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１２項優先支付項目，並把改制與家庭走訪送溫暖活動結合在一起。
“我們逐戶走訪，給每家都帶上一份小禮物，當面把每個人應得的權益一筆一筆算清楚，結果，大部分職工在合同上簽了字，工作順利得讓人意外。”孫豐民說。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邸乘光認為，改革開放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社會群體利益訴求多樣化、復雜化讓基層干部在工作中時常面臨征地拆遷、環境保護、企業改制、社會保障等棘手問題。“要處理好基層復雜的矛盾利益問題，除了思想上樹立正確的群眾觀，還必須增強與群眾打交道的能力，更加善於做群眾工作。”邸乘光說，“沉”下去、“深”下去，扎下身子，才能了解群眾所思所想，知道問題症結所在，也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中央黨校教授祝靈君表示，做群眾工作要傾注真情，但也要重視法治，缺乏法治精神，可能“好心辦壞事”，造成“一團糟”局面。
做好群眾工作還應該注意讓群眾積極參與。上海浦東干部學院教授劉獻說，發揚民主，讓群眾積極參與決策、監督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務，才能更好地理順黨群干群關系。
除了干部自身強能力之外，上級部門也應該針對基層干部隊伍老齡化嚴重、待遇低、保障缺等困難，加強基層黨員干部隊伍的配備與培養，進一步提升鄉鎮、村組干部的經濟待遇，將資源、資金下沉，優化鄉鎮干部工作環境，切實解決基層干部做群眾工作的后勤保障問題。
減負擔：防止“面向領導多、聯系群眾少”的傾向
在山西，一位社區干部拿出一份日常工作明細表。這份表格顯示，包含計生、工會、統戰、黨務等在內，他們的行政性事項多達１４大類１４６小項，涉及黨委、政府以及各種群團組織，其中僅開証明和蓋章項目就有４５項。
這位社區居委會主任說：“這還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還有許多臨時性的指派任務，每天都疲於應付。”
“平常做台賬，有時會感覺上面的有些想法不是很切合實際，但為了完成工作還是要去做。”２００８年開始做大學生村官的鐘鳴宇反映。
採訪中，許多社區干部反映，他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辦理下派的各類行政性事務上，服務群眾、聯系群眾的功能反而被弱化了。
“會議多、材料多、蓋章多、台賬多、考核評比多。”江蘇省蘇州市民政局基層政權與社區工作處處長李忠軍以“五多”來形容社區行政性事務的繁雜。
他說：“必須從上面為社區減負，還原社區服務群眾的本質功能，否則群眾不會滿意。”在上海市閔行區浦江鎮，一些居民建言，社區是群眾自治組織，社區干部要防止“面向領導多、聯系群眾少”的傾向。
專家表示，要建立基層與上層、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之間的互動交流機制，同時暢通民意訴求和征集機制，廣泛吸納民意民智，使上級制定的政策符合基層實際。
硬約束：提升群眾話語權
在西部一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穿境而過的省道兩旁，一堵堵高２米、灰白相間的牆看起來光鮮整潔，牆后面卻是破舊的民房。“從省道路過的領導多，路邊農民的房子不好看，這些牆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當地農民說。
記者了解到，這些“遮丑牆”耗資不菲，每平方米的造價在５００元以上，相當於當地農民年人均收入的六分之一。
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屢禁不絕，根本原因是有些干部心裡根本沒有考慮群眾的需求和感受。
湖南省長沙縣群眾工作部部長宋偉奇說：“有的干部對我說，現行的評價機制下，他們是寧願得罪一百個群眾，也不願得罪一個領導。”
專家認為，要真正讓干部做到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就必須在制度設計上加大群眾參與、群眾監督和群眾評價的力度，不斷提升群眾在干部選任方面的話語權。
“應該從體制機制上加強民意的分量，讓更多群眾能參與評價基層干部的政績，讓干部的服務對象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說。
去年以來，湖南省長沙市通過媒體公開了５０００多名干部的手機號碼、辦公地點。長沙市同時規定，所有聯村干部必須接受一年一度的“親民大考”，群眾評價成為對鄉鎮（街道）干部提拔任用的主要依據。
在山東沂水、湖南郴州、四川鹽源等地，群眾評價在基層干部的考核任用中所佔權重也在不斷增加。基層干部反映，群眾話語權越大的地方，用人風氣越正，干群關系也越融洽。
“如果在選拔、管理中更多發揮民意、民主的作用，那麼對基層干部就會形成一種非常有效的約束，使他們不斷改進工作，讓自己的服務對象滿意。”謝春濤說。（參與採寫記者：華春雨、葛素表、吳光於、朱國亮、徐海濤、譚劍、高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