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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镜鉴

太行山上的焦裕禄——追忆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孙文龙

2014年06月06日08:45  来源:山西日报

敢于担当,关键时候不会把百姓甩下不管,这样的官谁不喜欢

如果面前有一台天平,一边是官位一边是百姓,孰重孰轻?孙文龙会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在他看来,与群众利益相比,头上那顶帽子不算啥。群众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官,要的是敢于担当的官,时时想着为他们办事的官。

在乡镇历练了多年,35岁的孙文龙当上了阳城副县长。此时,他刚有了兴修水利改变全县农业面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阳城也和全国一样,满街的大字报,除了“革命”什么都不能干,一心要抓生产的孙文龙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苗”。

即便这样,孙文龙没有撂下挑子明哲保身,而是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去干。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劳动改造”,不是为去逃难,而是要偷偷继续他的水利梦想。在阳城县润城镇西坡村接受“改造”期间,孙文龙“串通”几个颇有水利特长的“臭老九”“土专家”,白天走河谷、爬山梁,晚上在煤油灯下画图纸、做方案,和地下工作者没有两样。

干部只要真心办事,没有什么能阻挡。为促使工程早日上马,他找到当时的县革委主任李维彬:“30万人要吃饭。救济粮只能救一时,阳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水上做文章。利用沁河水建水轮泵站,换来万亩良田,我们为什么不干?”

孙文龙的方案两次提交革委会,两次没有通过。道理大家都懂,但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为难。天天在农村泡着,孙文龙知道兴修水利是群众所想。孙文龙并没有泄气,认准了造福人民的好事,再大的风险他也愿意承担。走出会议室,戴一顶草帽,背一个水壶,挎一个小包,又回到25平方公里的工程面上。他一边干,一边完善方案,又一次提交革委会讨论。这次他真急了,大声地朗读着“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地也是革命的战场!”虚实并举,有理有据,会议终于通过了他的方案。

几年后,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了,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阳城因此多了1万余亩水浇地。后人统计,孙文龙在阳城工作期间,兴建了大小水利工程2000多项,全县水地达到8.6万多亩。做了福泽一方的事,人们就不会淡忘他。直至今日,逢年过节还有许多老百姓自发地去他的家中、路边、坟前祭奠他。

上了年岁的阳城人都记得1973年那场灾难。连续3年大旱,地里裂了缝,仓里没了粮,百姓慌了神。饿急了的人们纷纷去河南找粮。说是粮,其实就是河南人喂猪的红薯渣。即便这样,去的人也是十有八九空手而还。因为粮食统购统销,严禁私自买卖,路上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有一个人担着铁锅去换粮,结果铁锅被没收了,又去卖血换了些红薯渣,最后没到家就死在了路上。

孙文龙心疼了,动怒了:“罪过呀!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了。不让私人贩,政府出面买!”由政府出面购买红薯渣,往小说是违反政策,往大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

县委班子成员都在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孙文龙当即拍板:“我!”就这样,县里拨出专款,组织车辆买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渡过了饥荒。

因为买红薯渣的事,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面对调查组,孙文龙理直气壮:“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能救老百姓命,就算撤我的职、判我的刑,我都愿意干……”

太平官好当,做个有作为、有肝胆的官难。1977年,孙文龙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到任不久便在当地大兴农事,搞起了桑蚕。尽管都是富裕一方的好事,但还是遇到了阻拦。先是改造河滩砍了一些劣质病残老杨树,被捅到《人民日报》,发了个“武乡县委书记孙文龙凭长官意志乱砍滥伐”的批评报道。后来又因发展桑蚕产业,有人告他 “不学大寨学阳城,另树典型对抗中央”。

难得的是,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无端的干扰,孙文龙方寸不乱。他说:“干事业就得有风险,只要我们干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吃点苦、受点冤、冒点险,又算得了什么!再说,我们要相信组织,是非自有公论。”任职武乡的3年,上边的调查工作组来了3次,但每一次都带着对孙文龙崇敬的心情离开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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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丽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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