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只见公仆不见官
“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恐怕是每一个参观过西柏坡的人的强烈感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吃穿住用，是那么普通，几乎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的衣裤件件有补丁。不经他同意，谁都不能给他领新衣服。毛衣毛裤穿破了，上边有了大窟窿，让工作人员给补补接着穿。他的一件睡衣，曾经补了73次，穿了20多年。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周恩来同志旧居，办公桌上放着的一个旧茶缸常常引起参观者的注意：一个粗瓷小碟子盖在茶缸上，就算缸盖儿了。原来，茶缸盖儿掉在地上被车轧坏了，卫士长成元功到供给处领了一个新的带盖儿茶缸给他换上。周恩来发现后，却让他退回去，将旧茶缸又拿了回来，从书架上拿下一个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盖，说：“这不正合适吗？”
西柏坡中央大院本来就不大，中央领导们的住房也都很简陋。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西柏坡一下多出那么多人，住房便成了问题。为了安顿从东北来的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朱德和康克清主动与他们做了“团结户”，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自己打地铺，中间只拉了一条布帘。
那时的工作条件，也真是因陋就简。
参观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讲解人员会告诉你，这房子还是中央机关自己修建的，里面有一部电话，两幅地图，三张桌子还分属三个科室。敌我力量的对比，曾先后用电光纸剪成的三角旗、红蓝铅笔和自己纺的毛线染上红蓝颜色标注。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司令部，我党成功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二十多次战役。
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展室内，有一个全国土地会议简陋会场的模拟场景。其时，村里老百姓的一个打麦场，放了两张桌子，几条板凳，上面搭一个布棚，便是主席台了。一幅当时的照片显示，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有的坐在石头、马扎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据当时布置会场的工作人员回忆，也曾向中央首长们请示借些凳子让与会者坐。可刘少奇说：“可以以石作凳、以膝当桌嘛！”朱德说：“能弄来那么多桌凳当然好。可是我们没有，用一张桌子也要向老乡借。能开会就行了，能不麻烦老乡就不要麻烦老乡了。”开会时，卫士给朱老总借来一把木板椅，朱老总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存有记录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情况的一段无声录像，当时中央委员们就穿着普通的粗布棉袄，有的还自己拎着小板凳参加会议，散会后再搬回去。
这个划时代的会议，是在中央大院食堂召开的。会场上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没有摆放桌签。与会人员没有固定位置，来早了靠前坐，晚了靠后坐。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完全有条件改善办公条件和生活水平，但中央领导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身作则，谦虚谨慎，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张志平说，这为全党、全军树立了楷模。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5岁的生日。其时，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他密切关注战局变化，日夜操劳。中央机关一些同志准备趁他生日杀头猪，做一顿红烧肉给他祝寿，既补充营养又让他放松一下。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及时制止了。
毛泽东还强烈反对将他抬至过高的位置。面对党内有同志“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把新成立的青年团命名为“毛泽东青年团”以及以毛泽东像作为即将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主图的建议，毛泽东也都拒绝了。就有的同志想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提法的考虑，毛泽东回信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并说“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就青年团的名称，他专门致信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他的坚持下，人民币的票面设计，最终选择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图景为图案。
在筹划召集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日子里，毛泽东亲自写信、起草电报，征求许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见，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词十分谦逊。在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信中，他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邀请电中，他写道：“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不仅毛泽东谦虚谨慎，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如此。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每次让工作人员去通知代表们座谈时，都这样叮嘱：“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
《周恩来传》中记载，西柏坡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他从来没有歇过一天假。每天夜里都是工作到凌晨才去睡觉，到了九点又准时起床，一天最多休息五个小时，其余时间便一直埋头在工作里。深夜十二点，给他送来夜宵，一碗米饭，一碗菜汤，一盘小菜，放在进门的小茶几上，经常需要警卫员几次提醒他吃饭。不然，放凉了，还顾不上吃。”
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两次被捕入狱，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建议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而实际上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要成倍增加。新中国成立仅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7日，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任弼时就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年仅46岁。
董必武是党内“五老”之一，在西柏坡时已年过六旬，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块做补丁的布头”。当时，为了工作方便，中央机关配备了两部汽车，董老年逾花甲，身体也不算好，按规定外出办事完全可以坐车去，但他总是骑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后，他还分担着每月15斤小米的生产任务；工作之余，还从夫人那里学会了纺线。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也开始在党内显露，这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警觉。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四种情绪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也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议并由会议制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把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的努力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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