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西柏坡毛泽东同志旧居办公室一角。 本报记者 陈腾飞摄
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 （西柏坡纪念馆馆藏资料照片）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这首镌刻在石家庄解放纪念碑上的诗，是朱德总司令为庆祝我军攻克石家庄所作。开创我军夺取大城市先例的石家庄战役，凝结着朱老总的大量心血。
西柏坡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彦红介绍，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朱德集中精力指导晋察冀的军事工作。经过深入调查，他报请中央批准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并成功组织了清风店战役，彻底扭转了晋察冀军事斗争局面，解放石家庄的条件日趋成熟。
为总结清风店战役经验，探寻解放石家庄之策，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带了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从西柏坡来到安国，与晋察冀野战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石家庄战役打响前，他要求留在前线指挥，后经毛泽东劝说，才转移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战后，为及时总结推广石家庄战役的经验，他在晋州侯城村一连四天与连排班干部战士座谈，据当时临时担任其秘书的何其芳回忆，四天之中，朱德先后与31人促膝而谈。随后，他又不顾敌机轰炸和战后秩序较乱，冒着危险，踏着焦土，迎着寒风，视察了石家庄的军事设施、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接到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经验和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将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深入细致、客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在西柏坡时期，我党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可以说，正是因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才为政策制定得好、执行得好、取得的效果好打下了坚实基础。”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王彦坤说。
求真务实，就要听真话、摸实情。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刘少奇明确要求：“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他还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时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
这种亲历亲为，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曾指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从不轻易让秘书代劳，总是亲自动手起草文电、报告，撰写文章。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大约有390篇之多，数十万字。这些文献大多留有手稿，是他亲自撰写的。
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其结果就是对各种情况了然于胸。张志平编著的《感受西柏坡》一书中，记述了西柏坡时期曾在中央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张清化的一段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第二日，他们就搞出了战果明细表，送到毛泽东案前。“错了！”毛泽东用指头点着，“你们多算了一个团。十八军的骑兵团就不在被歼之列嘛！”张清化在回忆中感慨道：“毛主席决不允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
“毛泽东对数字的重视，绝不是心血来潮。因为他要印证‘九月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能否早日实现。”康彦新说。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九月会议”还做出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大事必须向中央报告，写报告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忌敷衍塞责，使报告流于形式。
即便有对形势的准确预见，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依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十分注重听取各方意见，并且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西柏坡时期，中央五位书记注重团结协作，重大问题一般都是集体研究。在部署三大战役时，中央军委反复和前线指挥员进行磋商，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随时调整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的发往淮海前线的电报共有64件，有指示、有命令、有商议，也有三次明确告知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体现了对淮海战役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
时间和效率是生命，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深入分析研讨和审慎决策，如何同及时快速地反应统一起来？毛主席特别指出，战争时期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
对于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问题，中央的决策尤为慎重，唯恐考虑不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记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其中首先遇到的是货币问题。为克服各解放区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弊端，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部，并决定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但这需要几个月的准备，在此之前，各解放区的货币仍按原定比例相互兑换。周恩来指示财经部要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动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保证各区的物价大体以同样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稳定。他还要求中央财经部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区的物价变动情况，再根据物价变动情况来控制各区货币的发行数额。由于考虑周密，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解放区物价要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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