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刀真枪干一场”，正定干部当年都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实干氛围。王志敏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趣事：上一任县委书记冯国强，晚上经常加班，办公室人员也跟着熬夜；近平同志上任后，大家一度很高兴，觉得换了县委书记，该缓缓劲儿了吧，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加班更多、下班时间更晚。
“当时近平同志办公室已经搬到新办公楼二层南边，干部群众在深夜常常看到他办公室的灯光。”王志敏时常怀念那段“紧张而快乐”的时光，喜欢吟诗作赋的他，退休后写了一首《灯窗剪影》：月明雪霁小楼东，遥望南窗烛影红。解语百机伏案牍，平常巷陌最关情。
1983年的正定，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发展正艰难起步。西关村的变化就是当时正定县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此前的正定县，是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国家1956年提出、1960年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北方粮食亩产达到400斤)、过黄河(亩产800斤)、跨长江(亩产1000斤)的粮食大县，也是全国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几十万亩耕地“清一色”种植粮食，每年上缴征购粮都在7100万斤以上，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单一种植、严重地征“过头粮”，造成农民口粮不够吃，收入很低，集体经济很穷。有统计表明，到1981年底，正定县人均收入每天只有4角钱，农民辛苦干一年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不够。如何让正定人民尽快富起来，是习近平一直思考的事情。
正定穷，但当时在全国的名气却很大，是全国推广学习的典型。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习近平不唯名、不唯上，坚持从本县实际出发，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带领全县人民率先改变“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观念，大力倡导发展商品经济，在农村大力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开展“十大种”、“十大养”，推动种(植)、养(殖)、加(加工)、运(运输)、销(商品销售)、服(商业服务)一条龙，鼓励、支持农村“万元户”(户年收入一万元)、专业户发展，并在全县提出和实施了利用近邻城市的优势，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和旅游业的重大“转型”战略。
当时的正定属于石家庄地区，与石家庄市没有隶属关系。但习近平意识到，正定紧靠石家庄市区，又毗邻107国道和京广线，把经济搞上去必须把区位优势发挥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和思考，“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思路在他脑海中形成。“在为城市服务过程中寻找机遇，正定大力发展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适应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发展奶牛、肉牛、羊、兔、鸡、猪养殖，为城市提供奶、肉、蛋等副食产品。”程宝怀说，“近平同志当时在抓好38个县办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培育个体私营企业，到1985年底，乡办、村办和个体、联合体企业产值就达到885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0%。”
“习近平总书记讲‘功成不必在我’。当年他抓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既立足了正定当时的实际，又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敢抓未成之事。”何玉告诉记者。
正定是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文化资源十分丰富。1983年末，中央电视台要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原计划用49万元在正定搭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地，拍完了事。习近平意识到，外景地建在正定，《红楼梦》如果热播，可带动正定旅游业发展。习近平提议，不搭临时建筑，把“荣国府”建成永久建筑，这样既可以增加画面真实性，又能为正定增添新的景观。然而，建设实景“荣国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当时当地景点隆兴寺的门票刚从1981年的5分钱提高到一角钱，门票收入这么少，300多万元的投资何时才能收回？正定县许多干部心存疑虑。为了打消干部顾虑，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近平、程宝怀等县领导告诉大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旅游、长远的眼光看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顾虑打消了，项目开工了。
1986年8月17日，“荣国府”建成了，此时，习近平已经调任厦门。之后，随着《红楼梦》热播，正定旅游业进入黄金时期，一时间游人如织，车水马龙，当年门票收入达到1000多万元，旅游业逐渐成为正定的主导产业。
为了百姓利益，习近平敢担当、敢负责，大胆改革创新。担任县委副书记时，他与吕玉兰一道跑省进京，反映高征购导致正定人民负担过重问题，通过调查核准，上级把正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为调整和改变全县农业结构减轻了压力，也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此事至今让正定人民感念不已。他还支持县长程宝怀在当时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在河北开创了先河。也就是从那两三年开始，正定大步走上农业全面发展、农村全面繁荣、农民稳步致富的路子。至今谈到这些，正定的乡亲们都说，是近平书记的为民、求实和正直、果敢，才使俺们老百姓尽快地富了起来。担任县委书记后，习近平又推出了一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举措—— 大念“人才经”。
正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才匮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习近平与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决定，招贤纳士、聚才用才，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正定很快出台了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搞成项目可按比例分成；用人不问出身，只要有技术专长一律接收；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建人才楼、招贤馆；来去自由，感觉不能发挥专长可以调走等等。“这‘九条规定’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有新意，当时更让人感到观念‘冒尖’。”程宝怀记得，他当时拿着这“九条规定”到一家媒体去刊登，负责人看了拿不准，没敢登，后来这“九条规定”在河北日报一版头条刊出，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一时间到正定谋求发展的各类人才络绎不绝，一批好项目随之在正定落地，很多处于发展困境的企业也有了起色。
“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大念‘人才经’，留下了很多尊贤重才的故事，‘寻找武宝信’就是其一。”何玉回忆说，武宝信是石家庄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他研制的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医用化妆品当时畅销全国。武宝信看到“人才九条”流露出想到正定发展的意愿。近平同志听说后，带领县长程宝怀、副县长师文山前往石家庄东谈固小区寻找武宝信。东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房，具体住哪栋他们并不知道。问了一栋又一栋、一家又一家，也找不到武宝信。近平同志用双手作喇叭状，扯起嗓子，在小区里喊起了武宝信的名字，终于找到了这位技术能人。
“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深不深，主要不在工作时间长短，一个地方的群众对干部的感情深不深，主要也不在工作时间长短，关键在于能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一个地方干几件实事。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了3年多，然而，这短短的3年多，他把自己的汗水洒在了正定这片土地上。”程宝怀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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