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当前普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与民工短缺和工资上涨并存的现象，这与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推论相悖，从而引发了关于我国目前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广泛争议。由于使用的判断标准和数据来源不同，学界对此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在这些争议的背后，在劳动市场的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对政策等方面，学者们有着广泛的共识。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剩余劳动

The Paradox, Judgment and Consensus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of China Economy

Abstract: China's current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coexistenc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and migrant workers shortages and the rising wages of the unskilled workers, is contrary to the classic dual economic theory and spark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China has pass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judging criteria and data sources, scholar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unanimous conclusion. However, behind these controversies, the scholars have already formed a broad consensus in th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of China to pas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sponses.

Key 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Migrant Workers Shortages; Rising Wages; Labor Surplus

一、引言

2003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并且逐渐蔓延至中西部地区，起初学界认为这不过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动市场局部的、周期性的、结构性的现象。????但是，此后数年，即使遭遇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民工荒”也未消失或者缓解，而是愈演愈烈，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涨薪潮”，似乎预示劳动市场已经出现了全面的、总体性的、趋势性的变化。2007年左右，蔡昉率先提出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的“民工荒”并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现象，而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已经接近或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2]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多数学者以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为依据，对此持否定态度。研究刘易斯转折问题的学术论文数量激增，甚至一些国外学者也加入讨论，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China Economic Review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出版了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争论的专辑，提供学术舞台，使论辩双方有机会“同场竞技”，推动相关讨论不断深入。

关于刘易斯转折的争论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对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和剩余劳动并存这一“悖论”的解释，二是与之相应的有关刘易斯转折的判断标准、判断方法和经验证据的研究。由于判断标准、使用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差异，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而且，对农村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就业特征尚未形成权威的、全面的、持续的统计数据，剩余劳动准确估算也存在现实的困难，这加剧了学者之间的分歧。但是，透过有关争论，对于刘易斯转折背景下中国劳动市场的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学界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共识。下文将详述有关的悖论、争议与共识。

二、悖论及其解释

刘易斯转折的判断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从经验来看，是由于存在剩余劳动与民工短缺和工资上涨并存的“悖论”。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推论，在传统部门 剩余劳动尚未全部转移至现代经济部门之前，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由生存工资决定，并长期保持稳定。现代部门只需支付略高于传统部门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3]在实现刘易斯转折之后，边际产值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已经消失，为吸引劳动者继续由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中国自2003年以来开始出现民工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但是，农业部门仍存在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也是不争的事实。[4][5][6][7]正是这一理论上相互冲突的悖论，引发学界对刘易斯转折问题的广泛争论，有学者甚至将此称为中国经济之“谜”。[8]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区分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或者资本主义部门或非资本主义部门。传统部门不仅包含农村地区按照非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农业部门，也包含城市中按非资本主义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如传统服务业等。

刘易斯指出，为了吸引剩余劳动的流入，现代部门需要支付的工资比生存工资要高出30%，以克服客观的或“仅存于想象之中”的转移成本。

正如Garnaut所指出的，与其他经济模型一样，二元经济模型也是对经济现实的理论抽象，现实经济中由于存在地区差异、劳动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制度约束等因素，自然而然会出现现实与理论相悖的现象。[9]解释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和剩余劳动共存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剩余劳动只是潜在的劳动供给，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劳动供给，在其转移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3]当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不能弥补这一成本时，即使仍然存在尚未转移的剩余劳动，也会出现民工短缺或工资上涨的现象。由此出发，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悖论做出解释，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地区差异说。中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以及发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10]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比较高，已经出现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上涨、劳动供给不足以及农业劳动比重下降等明显的的刘易斯转折现象，而中西部或局部偏远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都低于东部发达地区，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有待转移，距离刘易斯转折点还有一段距离。[11]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转移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因此出现部分发达地区劳动短缺，而其他落后地区仍然存在剩余劳动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刘易斯转折不是一个具体的点，而是一段区间。

第二，劳动者个体差异说。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剩余劳动是同质的，但在现实经济中，剩余劳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不同劳动力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差异会直接影响其转移决策 ，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高度的选择性。[12]章峥以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表征劳动力的异质性，证明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农村劳动力在相同的工资率水平下的收入不同。年龄较大、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资水平低于保留工资，因此只能留在乡村。随着高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转移殆尽，现代部门只能提高工资率，才能吸引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继续转移。由此出现农民工工资上涨，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而农村仍存在着大量低劳动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的悖论。[13]

第三，转移决策说。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决策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转移成本的比较，转移成本不仅包括为实现转移所支付的经济成本，而且还包括相应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14]近些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业收入水平提高，农业减税和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农民工保留工资上升。而住房费用上升等因素使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净收益降低。农民工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更多选择返乡或就地、就近转移，这加剧了剩余劳动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15]

第四，劳动市场分割说。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市场，阻碍了劳动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转移，这也是造成“民工荒”和剩余劳动并存悖论的重要原因。[8]由于户籍等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农民工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权益，大部分农民工不能与家庭一起进城，只能选择在未婚和年轻的时候外出打工 ，而一些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农村劳动力根本无法外出打工，这直接降低了可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Golley的研究指出，如果现有农民工的平均转移年限增加四年，农民工存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如果消除所有的制度障碍，2020年的农民工数量也将增加一倍以上。[16]因此，消除制度障碍，加快劳动市场整合是解决“民工荒”和农村剩余劳动共存悖论的关键。

都阳、王美艳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决策过程实证研究表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重要变量。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概率越低。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全国举家外出的农民工2966万人，仅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20.41%；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为34.7岁，女性平均年龄为32.1岁，而根据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全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3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