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若干共识

虽然学界对于我国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以及何时跨越尚存诸多争论，但是，在这些争论中背后，对刘易斯转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并在中国劳动市场的发展、困难和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若干共识。

第一，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刘易斯转折点不应是一个点，而应是一个区间。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由于地区差异或劳动者的个体差异，不同地区可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者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需要具备的条件也有所区别，因此，刘易斯转折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呈现渐进的特征。[10][31][38][40]随着经济发展与劳动市场的整合，刘易斯转折的更多特征性的现象会逐渐积累，愈发显著，而在刘易斯转折的初始阶段，可能会有更多相互冲突的证据，这可能也是目前对于刘易斯转折争论颇多的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人口及剩余劳动的数量和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三十多年的转移和吸收，剩余劳动的数量正趋于减少，剩余劳动的人口特征使进一步的转移越来越困难。[5]劳动人口的数量增速放缓以至减少，比重也逐渐由增加转为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结构将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劳动力的稀缺性正在增强。必须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措施，挖掘劳动资源潜力，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第三，劳动市场由分割趋向统一和整合。城市中熟练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收敛、工资决定机制更具市场化特征、农民工工资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持续上升，表明我国劳动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和城乡劳动市场一体化水平都有显著提高。[16][22][41]虽然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我国劳动市场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状态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市场的统一和整合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不断向最终的目标迈进。

第四，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进一步转移。在完善劳动市场制度，减少劳动流动障碍方面，学术界存在相当一致的认识。政府应努力消除制度障碍，放宽和消除户籍制度的限制，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将更多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工“潮汐式”的转移方式，使其更易于在城市定居，深入挖掘劳动供给的潜力。[8][16][22]

第五，刘易斯转折对于中国经济既是机遇也是挑战。[42]一方面，刘易斯转折意味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有利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升级；也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提高的更快，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这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使得我国总需求结构更加均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刘易斯转折，工资水平的上涨意味着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比，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缩小；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又将会处于劣势，从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刘易斯转折为经济社会制度的完善和革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2]随着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增加，对社会不公的容忍度下降，通过社会舆论等形式，形成社会变革的压力。如果社会变革不能及时满足这些需求，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提升也促使政府改变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使其有更多激励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劳动者提供更优质、更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对农民工的调研发现，外出农民工四分之一处于打零工状态，劳动时间明显少于充分就业水平。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以前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71.9%，此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呈下降态势，2030年下降到67.2%，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9.98亿，此后会逐步下降，2030年约为9.8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