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判断及其争论

随着劳动者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传统部门中边际产值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最终消失，生存工资条件下存在无限劳动供给的古典模型不再适用，由此进入工资由劳动边际产值决定的新古典模型。[3]因此，边际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的消失是经济转折的标志，拉尼斯和费将其称为刘易斯转折 。[17][18]刘易斯转折之后，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值为正，并且随着劳动者的不断流出而上升，这意味着现代部门不能再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劳动供求的总量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上涨，将会缩小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并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因此，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可以从剩余劳动的数量和比例、劳动市场的供求结构、工资水平的上涨趋势、工资收敛和收入分配改善等方面作实证研究。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些不同的结论之间并非完全的互斥关系，有时候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判断。[19]

（一）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基本假设在于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因此，考察和估算农业中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最直接的指标。但是，由于剩余劳动不能直接观察到，必须通过估计农业生产必需的劳动数量而间接得到，而中国农村劳动人口统计上的不完善，更加加剧了这一困难。而且，不同学者对剩余劳动的定义不同，进而采取的估算方法不同，这也必然导致估计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从目前的估算结果来看，剩余劳动数量从2000万到1.5亿不等。[7]

蔡昉对农业剩余劳动和结构作了新的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是23.5%，其中50%以上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至多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考虑到40岁以上的劳动力转移意愿较弱，而40岁以下的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等因素，因此认为农村能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的剩余劳动已经很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4]蔡昉对剩余劳动估计的贡献在于，不仅估算了剩余劳动的数量，而且估算剩余劳动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从而将剩余劳动与可以转移的劳动供给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剩余劳动和工资上涨的悖论，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其他学者从劳动供给的角度去研究刘易斯转折问题。

刘易斯转折并不意味着二元经济已经消失，此时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和工资水平仍有较大差异，促使劳动继续从前者向后者转移，使两者之间的劳动边际产品差异逐渐缩小以致消失，拉尼斯和费将两者差异消失的时刻称为成为商品化点，此后二元经济转型为一元经济。蔡昉明确的指出，自己所研究的是刘易斯转折，而不是商品化点，判断的标准是现代部门新增的劳动需求超过了新增的劳动供给，并且工资水平开始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