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的研究引起很大的争议。依据已经转移的劳动力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业从业劳动力年龄偏低等经验事实，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孙自铎指出，包括乡镇企业和农民工在内的已经转移的2亿劳动力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放弃承包地，是兼业生产者，这部分劳动力折算成农业从业者，将降低所需农业劳动力数量。而且，4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即使说不适合转移到非农部门，但是，作为农业劳动者也可以置换出更多的外出打工者，直接从转移者中扣除是毫无道理的。[20]贾先文的研究也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年龄轻很多，我国40岁以下、40-50岁以及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分别为44.4%、23.1%和32.5%，而日本和韩国60岁以上农业产业人员比例为50%以上，50岁以上的比例则在75%以上。农业技术进步会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上涨和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会促进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对劳动产生替代作用，我国农村将有更多的可转移剩余劳动出现。[21]Knight对比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工作日和可提供的工作日，发现农业劳动力每年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83天，49%的农业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少于200天，而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平均劳动时间为226天，其中少于200天的比例高达32%。如果将劳动者每年可提供的工作日定为300天，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拥有农村户籍的非农劳动力的剩余比例分别为39%和25%。[8]因此，农村剩余劳动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正如刘易斯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剩余劳动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或农村地区存在，同样存在于城市的传统部门中。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很多在非正规行业就业，其中的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现象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 。[22]这为进一步挖掘剩余劳动潜力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劳动市场供求

就业率和失业率是衡量劳动市场供求的最重要的指标，但是，我国就业统计和失业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无法使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劳动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大多数学者根据人口结构变化和其他数据资料来把握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但是，由于数据来源和考察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

蔡昉从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得出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结论。首先，从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的变化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开始下降，2004-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 。此后，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供给数量将开始少于城市新增就业的数量，城乡总劳动人口将呈现负增长。其次，从劳动力需求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劳动力与农业雇工需求都不断增长。2003-2009年期间，城镇新增就业比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更快，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及城镇失业和冗员正在迅速减少，劳动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劳动供求的结构性变化使中国在2003-2009年之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蔡昉还估算了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带动作用，发现按照不同的城市化速度，“十二五”期末与2009年相比，城镇新增就业在5859万与9836万之间，而在此期间，劳动人口的增量仅为2400万左右。因此，劳动人口的增长，将不能满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就业迅速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市场供求将发生重大变化。[22]

对农民工的调研发现，外出农民工四分之一处于打零工状态，劳动时间明显少于充分就业水平。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以前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71.9%，此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呈下降态势，2030年下降到67.2%，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9.98亿，此后会逐步下降，2030年约为9.83亿。

蔡昉等从增量的角度来说明新增劳动供给无法满足新增劳动需求，但更多地学者从我国庞大的人口存量的角度否定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命题。翟振武和杨凡提出，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和未来新增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是我国劳动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仍是增加的，至少在未来十几年中，劳动供给是稳定和充裕的。而且，2009年中国劳动力总量为9.3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的总和（7.7亿）还要多，而发达国家GDP总量是中国GDP的近5倍。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是劳动力数量不够，而是劳动生产率太低。[23]孙国锋指出，我国劳动供给将于2017年才进入负增长，而且，即使如此，21世纪中叶我国还将有9亿劳动力。因此，目前人口红利还未消失，刘易斯转折已经到来的论断言之尚早。[24]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解释了当前“民工荒”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Golley分析了农村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现44-46岁和19-29岁年龄段出现缺口，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和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19-29岁年龄段的缺口说明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暂时性短缺，而不是剩余劳动的枯竭。[16]Green利用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预测，也认为2005年中国20-39岁的劳动数量的下降是暂时的，未来将持续增加，2010年将达到1.9亿，2015年达到2.15亿。因此，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中国依然能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供给。[25]

（三）工资上涨

工资上涨的趋势性变化是刘易斯转折的判断依据，即在刘易斯转折之后，工资涨幅会明显提高，而考察对象应是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如农民工工资或农业雇工工资。但是，除了劳动供求的结构性变化会导致工资上涨以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或保留工资的上升也会引起城市部门工资的上涨。简单地把农民工工资上涨作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依据，缺乏逻辑的一致性 。[26]因此，争论双方不仅要考察工资是否上涨，还要分析工资上涨的原因。

蔡昉认为2003年以后，普通劳动者（农民工、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出现明显上涨，并且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为了证明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蔡昉等还考察了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发现农业雇工日工资呈现更快的增长速度，这是刘易斯转折到来的重要证据。[22]张晓波分析了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88个村庄的跟踪调查数据，发现近年来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内部已经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实际雇工工资无论是农忙时期还是农闲时期都已开始大幅上涨，这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提供了微观证据。[27]

Golley利用中国和印尼农民工研究数据库（RUMICI）中2000-2009年数据，以城市工人工资水平作为控制组，并且控制劳动者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年限等变量，发现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上升。现阶段的农民工工资上升是因为农业补贴和城市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以及处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特殊时期，而不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枯竭，中国刘易斯转折尚未到来。[16]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速度低于GDP增速，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农民工工资并没有出现相对于城镇职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当前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是对此前长期维持低工资的调整，是工资水平普遍上涨的结果。[28][29][30]因此，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Minami和Ma指出，工资上升可能是源于政府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也可能是经济景气的结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它们都不是劳动力供求变化的反应，因此，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应该是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