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资收敛和收入分配的改善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随着劳动市场由分割趋向统一和整合，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随着劳动要素更为稀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得到提高，这都将带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这也由其他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的经验所证实 。[11] [31][32]

蔡昉利用中国城乡劳动调查数据（CULS）分析我国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发现不同技能的农民工之间、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确实出现趋同现象 ，为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提供了新的证据。[22]李稻葵等研究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符合库茨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我国目前还处于劳动份额的下降期，但未来两年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道，收入分配有望得到改善。[33]

但是，大部分学者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和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 的角度，认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库茨涅茨倒U曲线的左端，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并未好转，并以此否定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29] [34]由于样本数量较少以及观察时期较短等原因，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国劳动市场出现显著的工资收敛，收入分配状况也尚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以工资收敛和收入分配改善判断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还有待新的证据。

（五）其他标准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和劳动转移的经验，农村剩余劳动先由农村地区转到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再逐步转到正规部门。刘易斯转折到来之后，劳动力稀缺性增强，城市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断增强，非正规部门就业数量将会减少，劳动者就业质量将会提高。根据吴要武的研究，我国新增非正规就业在2001年开始减少，至2005年绝对量出现减少。正规就业增量则从2002年开始增长，至2005年每年新增正规就业已经达到1000万人。而且，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其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也在降低。作者由此推断我国劳动市场的转折点在2002-2004年之间到来。[35]

一些学者通过比较农业劳动成本和劳动边际生产率，对我国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验证。王美艳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发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成本稳步较快增长，而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投入比自1990年以来就一直在稳步上升。她还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阶段对粳稻和小麦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发现与1980-2000年间相比，粳稻和小麦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这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36]卿涛根据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弹性出现递增的特征，以及农业部门实际工资和生存工资相关关系增强等经验事实，佐证了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37]

还有一些学者从国际经验比较的角度对我国刘易斯转折进行研究。黎煦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时的经济特征，发现人均GDP达到300-500美元（1964年不变美元价格），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0%-50%时会出现转折点，由此认为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38]耿元和林玳玳从我国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和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的角度，认为断言刘易斯转折点和劳动短缺时代到来为时过早。[39]袁志刚（2010）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10%，而就业比重为39%，对比日韩的国际经验，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以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29]Minami认为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城市失业率会出现显著下降，而中国城市失业率从1985年的2.8%上升到2005年的12%，一直呈上升趋势，以此作为否定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证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