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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守护人民政党的生命线

——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10月14日07:1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三)遍观当今世界数以千计的政党,若论凝聚力和战斗力,无出中国共产党其右者。

长征路上,衣衫褴褛,缺枪少弹,九死一生,一声“救亡图存”,应者绵延两万五千里,最终涓滴汇海而成大潮流,众志成城而为新中国。为缓解粮食压力、减少工资支出,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精简职工近2000万,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没有补偿,甚至不用动员,当事者竟几无怨言。毛泽东由衷赞叹: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为什么能办到?

斯诺去陕北寻找答案。“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就是在那里,朱德写下真挚的悼文:“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1973年,得知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没下过透雨,数十万人缺水,数百万人缺粮,病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1958年,在重庆綦江,轻车简从的邓小平临行前从车窗伸出头来,叮嘱年轻的区长:“小王,不要忘记农民,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路线。面对群众,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应有任何特权,为人民谋幸福从来都是党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正如学者所分析,其他政党之所以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原因正在于“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行程,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循着群众路线的脉络,我们党所展现出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东方魔力”,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兴国之光”,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接续梦想的动力之源。

(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党的群众路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尤其如此。

战争环境下,党的生存直接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执政之后,政治地位的改变,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握和支配,使党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群众生活能否改善、生产能否顺利发展,都反过来依赖于党的路线政策,依赖于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态度,依赖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这种依存关系的转变,往往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当党政干部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官僚主义”的坏风气便可能冒头甚至蔓延。党注意作风建设时,领导干部会自觉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当党风不正时,“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从,官民严重对立”的官本位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党的生活变得随意化、庸俗化,党内自由主义与好人主义盛行,一些党员甚至挡不住诱惑、守不住底线,掌握大权的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兄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颠倒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对上唯唯诺诺,时时盯着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甚至不惜通过弄虚作假、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来换取所谓“政绩”;对基层群众的感受却不敏感、不关注乃至不在乎。对上“看天气”,对下“耍霸气”,办公室里“找灵气”,却唯独不到群众中“接地气”。要让他们为了群众利益去坚持原则得罪人、动自己的奶酪,更是连门都没有。

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却可能有“家天下”的错觉。面对从手中汩汩流过的财富和资源,主观的自觉与客观的监督只要有丝毫松动,要抵御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诱惑,就变得难上加难。

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最令人震撼的蜕变,发生在曾令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社会主义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粮食危机时期,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却因吃不饱饭,昏倒在会场。列宁不得不倡议设立“疗养食堂”,强迫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为人民吃饭”。到赫鲁晓夫时期,这些疗养食堂已变身为遍布各加盟共和国的“小白桦”商店,为近百万特权阶层专供各种稀缺和进口产品。“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叶利钦回忆,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名清洁女工,还有1名花匠,“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到今天,有着74年历史的苏联,已经解体22年。20多年来,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反思,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住了经得起,我们就能涉险过关,实现长治久安。防不住经不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所带来的不仅是“载舟覆舟”的千古警思,更有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

(五)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脱离群众的根源。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

“打江山”、“闹革命”的老一辈,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叛逆”。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与平民大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这一坐,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那之后,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彭德怀回乡搞调查,晚上座谈,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

如今,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强调“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更有众多“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对群众感情不深、关切不够;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想下基层去”的畏惧与“想下基层下不去”的尴尬并存;更有甚者,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

“脱离群众”,有主观努力的不足,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打破单位、地域、城乡、所有制的界限,“流动中国”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增添了社会活力,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

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

这些态度截然不同、意见南辕北辙的人,都是群众的一分子,都是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面对如此多样、多元、多变的利益格局,群众工作的困难与日俱增,挑战前所未有。近年来,规模可观的上访人群,时有耳闻的群体事件,一方面说明,群众对自身权利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失语”,在群众方法上“失效”,在群众路线中“失位”,联系群众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叠加,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时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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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丽娜、杨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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