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由荆竹山上井冈山前夕，为保证部队能够在井冈山落脚，要求部队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为此他宣布三项纪律来保证，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之后，他又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表述。“红薯”、“门板”、“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和“赔”的问题等等，都是以军纪的形式规定工农革命军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讲的是军民关系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就是通过工农革命军的言行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这大大改善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也是工农革命军能够由小到大，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力量源泉。
上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总结攻打茶陵后一直没有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军队以打仗为天职，而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军队的任务拓展为做群众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红军存在和发展的经验时提出“红军不是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足见对群众工作的重视。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又进一步总结道：红军“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批评单纯的军事观点以及犯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的主观幻想。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还开展了土地革命的实践，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贫苦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农民看到了红军和共产党确实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奋斗的，才能发动群众，他们才会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几十年后，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回答外宾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经验的提问时，反复强调搞革命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并提出“革命单搞军事不行”，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可见，群众工作、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等问题，都是毛泽东开辟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的独特创造和经验。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针对如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围剿”问题，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结论报告中，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命题。他认为，“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明确党的宗旨问题就是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的价值理念。他把实现我们的任务比作“过河”，但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去，任务就成了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的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而桥和船就是实现任务的方法问题。方法就是被他称作“群众化的方式”，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他还把群众比做“铜墙铁壁”，认为人民群众“是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
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的成熟和系统总结概括是在延安时期。他提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论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更加明确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他在七大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经验，提出“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拥护为最高标准”，并将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为此，他提出“有两种团结是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群众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成为全党的共识，被写入七大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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