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回望50年前，焦裕禄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为政之道”，从铁腕反腐败到拍板做决策，从多方协调推进工作到鼓舞士气带好队伍，点滴往事透露出的圆融与求实、智慧与胆略，对今天的干部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铁腕反腐
有一次，兰考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下乡检查中，发现一名生产队长“贪污自肥”，原来该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偷了1.2万块砖、9000片瓦、32棵树盖了3间瓦房。此外，还偷了920斤麦种。当时正值灾荒之年，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都非常低，此事无疑加剧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接到情况反映后，焦裕禄对此做了长长的批示，称之为“天灾之外的人祸”。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当年手稿：“……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
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铁腕反腐之外，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焦裕禄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当时讨论时，县里有关领导表示，相关政策没有依据，只能根据原来的基础、群众的觉悟逐步去搞。但焦裕禄认为，不能等了。
他说，改变兰考的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同时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去攀比。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鼓励大家放开胆子大搞林业，还说‘我们心里有一片绿，才会有兰考大地的一片绿！’”
具有全局观念
在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看来，对于治下之事善决策、敢拍板的焦裕禄，处理起超出兰考县域之外的棘手问题，还具有全局观念和灵活协调能力。
1963年雨季，兰考连日降水形成严重内涝。在研究治理涝灾时，大家发现洪水有条主要外排通道，位于兰考和曹县交界地带。焦裕禄提出，排水不能转嫁水害，为此派人到曹县所属的山东菏泽地区进行沟通协商。
有人担心跨省不好谈，但焦裕禄认为两个县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曹县、兰考县，都是党领导下的兄弟县，有什么不能谈的？
“焦书记说，‘我想好了，咱们是十六字方针：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经多方奔波努力，最终由水利部协调召开了两县治水联席会，顺利达成排水协议。
苦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
由于连年灾荒，兰考一些干部产生了思想波动，有人甚至向组织部门提出请调申请。
在一次救灾干部大会上，焦裕禄表示，灾害面前，干部思想产生波动也是正常的。衣食无着，工作自然无法安心，因此坚定干部队伍的信心非常重要。没有抗灾的干部，就不会有抗灾的群众。
当焦裕禄一再提议大家谈谈对救灾的建议时，干部们一个个双手捧头，不发一言。过了一会，有人竟然低声啜泣起来，引得全场干部情绪更加低落。
“要是哭能管用的话，我这个县委书记带头哭。”焦裕禄说着伏在桌上“啊……啊……”地做大哭状。
在县委书记滑稽举动的影响下，会场气氛明显缓和开来。焦裕禄趁势表示，哭是懦夫的行为，面对兰考灾情，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苦干，还是苦熬？
“只有苦干才有出路。当然苦干不是蛮干，要有科学的态度，兰考灾情这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战胜灾害的科学办法。不管哪条路，只要符合兰考的实际，我们都可以走一走。”
其后不久，焦裕禄主持召开兰考县劳动模范大会，树起了干部带领群众救灾的“四面红旗”。
“郡县治，天下安。”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东辉认为，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层级，县域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县，大的有上百万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功能齐备，作为县里的领导干部，责任重大。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今天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为政之道’，仍然像一面镜子，常照常新。”陈东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