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一大早，四川仁寿县富加镇基层党员干部聚集到镇里。这天上午，县群众工作部副部长、信访局局长吴菊芬将在这里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辅导报告。和党员干部们一起过来的，还有几名上访的群众，他们有的背着小孩，有的带着农具，有的拿着材料，在镇政府院门、办公楼和会议室间进进出出。
“今天镇里这么多人在开会，群众可以自由进出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门卫陈子忠有些不以为然，“我在这里当门卫4年了，一直这样，群众进来不检查、不登记、不盘问，大门除了夜里关着，白天都是大开着的。”
吴菊芬说，“富加镇前些年是个越级上访的‘窝子’，现在和谐多了。因为他们能敞开大门热情接待群众，不回避问题。”
在富加镇做完报告，吴菊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双堡乡殷家坝村。这个村子里有位让她牵挂的残疾人董克军。“也不知道他的羊养得怎么样了，还是春节前来看过他。”吴菊芬边走边念叨。
“吴局长对董克军真是太关心了！为他的事，她不知跑过好多次，我都见过4次了。”殷家坝村村民石翠兰告诉记者，董克军跟她是一个村组，以前住的是随时都可能倒掉的棚子，现在住上了砖瓦房，“这都得感谢吴局长！”
说话间，已来到一栋新砖瓦房前。房屋虽然不大，但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俱全。屋子里家具不多，摆在床底下的一个在农村不常见的帆布旅行箱特别扎眼，它见证着“老上访”董克军的“上访史”。
1988年，22岁的董克军在阿里地区一处煤矿打工，为救援遭遇雪灾的工友，冻坏了手脚致终身残疾，所在煤矿却没有给他赔偿。伤愈两年后，为工伤赔偿等问题，董克军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他要拿到赔偿、讨个说法。20多年里来往于阿里——拉萨——北京——成都——仁寿之间。但煤矿早就破产，相关人员已不知去向，到哪里找谁要赔偿？
“虽然当事的另一方没了踪影，但事实基本清楚，董克军在帮助他人时致残，应得到帮助。”说起董克军的情况，吴菊芬动情地说，我们做信访工作的，一定要设身处地为上访人员着想，董克军的要求不是没道理，只是情况有些特殊，要求很难实现。
“问题不是出在仁寿，并不能说仁寿就可以撒手不管，仁寿不能满足他赔偿的要求，但可以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帮助他。”虽然知道让董克军安稳下来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但吴菊芬坚定地说，“绝不能让他再失去信心，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她与建设局等部门座谈，帮董克军建起这座砖瓦房；与民政等部门沟通，帮他争取到生活困难补助资金和低保，相关厂家同意定期免费为他更换假肢；得知他想养羊，她与县、乡畜牧部门协商，请他们定期帮他做好防疫等技术工作。
说起吴菊芬，董克军动情地说，“如果没有吴局长帮助，哪能稳下来嘛，可能还在上访路上呢！”如今，那破旧的旅行箱静静地躺在床下，上面已积满灰尘。而他两年前购入的一对波尔山羊种羊，已经繁育出15只小羊，一年养羊纯收入能有八九千元。
吴菊芬喜欢“围观”，哪儿有吵架的、打闹的，她都要凑上去看一看。“这是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方式。”吴菊芬说，“主动发现纠纷，主动解决矛盾，不回避、不躲藏，是我们信访干部应有的责任，早发现就能早解决，早解决就能更和谐。”
今年1月8日晚，吴菊芬收到曾某军一条短信，大意是：“我是刑满释放人员，无家可归，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这天，她正在眉山市参加党代会。
“1月31日就是春节了，8日还无家可归，一刻也不能拖了！”她马上请假，与曾某军所在的镇领导打电话了解情况：曾某军2002年被判刑入狱，妻子离家出走。等曾某军出狱时，原先居住的房屋早已倒塌，老人和孩子借住在亲戚家。10日，吴菊芬召集司法、公安、民政、乡镇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席会议，她诚恳地与大家交流想法，一起想办法，最终帮助曾某军在1个多月以后建起新家。
“少一事不如多一事”，这是吴菊芬对信访人员的态度。虽然曾某军只希望帮解决建房的困难，但吴菊芬见他们生活拮据，又主动与县教育部门商量，免去了曾某军女儿的学杂费。
“上访老百姓的诉求只要有1%是合理的，我们就应该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吴菊芬总是这样要求自己。
从事信访工作以来，吴菊芬年均接待上访群众2000多次，处理矛盾纠纷数万件，从没拒绝过一名上访人员，从没遗漏过一件信访事项，合理诉求100%得到解决，被上访群众称为“吴满意”。
“手上一个小口子马上贴上创可贴，很快就好了，但如果不管它，任它发炎化脓，问题变大，可能就得动大手术了！”为此，吴菊芬和同事们深入乡镇、街道基层调研，思考如何从源头遏制信访问题的创新举措，并总结出“三三”调解代理制度，即在全县各乡镇设立群众工作室，各村村主任为信访协调员，各经济社的社长为信访代理员，通过三级联合，及时调解身边的信访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在他们的努力下，仁寿全县信访总量逐年下降，去年上访人次与批次分别比上年减少40%和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