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初期，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是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事端，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另一方面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极为突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还缺乏信任感，民族间、地区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民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而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和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为此，中共云南省委作出了组建民族工作队的决定，通过他们到民族地区“做好事、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密切党和政府与各族人民的联系，打开了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局面。
1952年5月，云南省委、省政府以云南民族学院的部分学员为主，并从省民委、云南民族学院及省级机关中抽调部分干部，共计170人，组成了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连芳任总队长、云南民族学院副教育长马曜任副总队长的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第一工作队（包含医疗队和电影队），到德宏边境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工作队到保山后，部分转业军人和当地干部又加入工作队，合编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到潞西县，第二大队到陇川县，在两县123个村，约4300多户、2万余人的地区开展工作。同年10月，省委再次抽调人员组建了以普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唐登岷为总队长的民族第二工作队，经短期集中学习后，加上西南防疫队共300多人于11月奔赴西双版纳开展工作。之后，各地委也抽调人员，与省委边委派出的干部一同组成各地区的民族工作队，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民族工作队深入到边疆的最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群众薅秧、舂米、砍柴、修房子、挑水，教给群众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他们走村串寨，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送药治病、发放口粮、调运籽种，以实际行动感化和影响群众。
在红河县，工作队员进村时遭到群众冷遇，但队员们坚持哪户揭不开锅，他们就把自己的口粮送去；哪家有了病人，他们就上门送医送药。慢慢地，当地群众开始接近他们，进而信任他们，并对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思陀寨有个名叫阿宝的10岁男孩，过去患病无钱医治，越拖越重，巫医硬说他得的是麻风病，被头人赶进深山老林，不准回寨子，情景十分凄惨。工作队听说后，派人进深山把孩子找回来，经检查证明不是麻风病，就帮助他把病治好，然后送回去与家人团聚。这件事在当地广为传播，少数民族群众纷纷称赞毛主席派来的“好汉人”。在中甸藏区，民族工作队大面积推广种植洋芋成功，使洋芋从此在高原扎根落户，解决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
在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对参加工作顾虑重重。民族工作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规定，年龄在18岁至30岁的少数民族青年，只要愿意参加工作队，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一律欢迎。并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工作队员严守纪律、年轻有为、热心为群众做事为榜样一家一户地去做说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工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参加到民族工作队中来。工作队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好他们，而且注重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强化他们的政治文化学习，并采取老队员一对一帮带的形式，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尽快锻炼成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参加到工作队中来，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群众工作。
在此基础上，工作队着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领导。他们以甘当配角的胸襟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成长，直至他们中的一大批人担当起当地主要的领导职务。这种办法，外来干部称为“培养自己的上级”。在德宏民族“直过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就是当年民族工作队队员背着到山下读书而培养出来的。在云南解放以后6年的时间内，民族工作队培养了许多当地民族干部，他们分别在州、县、乡担任不同的职务，成为各级政权各条战线的领导和业务技术骨干，对当地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族工作队工作快结束时，外来的同志也对工作过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跟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上级携手并肩工作。民族工作队用他们辛勤的努力，培养了一批决心跟党走，忠诚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各民族优秀干部，为党和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生根开花的“有源之水”。
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云南群众工作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制定各种适合当地发展的政策。民族工作队的组建及其在民族地区开展的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种组织形式至今仍然延续，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
（何燕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