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展、改革深化、社会转型使基层干部面临新的工作环境，中央的严格要求与群众的新期盼，使基层干部承受更大的责任压力。带领广大群众筑起实现中国梦牢固基石的道路上，他们累在基层，难在基层，有时也会困惑在基层。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人在基层，心系百姓？记者在各地采访得到这样的答案：基层干部自身要转观念、强能力，体制机制上要给他们减负担、硬约束。
转观念：与群众站在一起
２０１２年起，中部某省省会城市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干部联村（社区）驻点工作，活动要求干部下基层要让群众“找得到人、办得了事、解得了难、交得了心”。
驻村干部高志国联系的村地处偏远，每次下村，他要换乘７次车。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他每月驻村时间最短的１４天，最长２６天。
为了帮村里赤脚医生罗沸腾解决退休问题，高志国先后到省、市主管部门咨询。虽然最后因政策限制没有办成，但罗沸腾全家非常感激，专门提了一篮子土鸡蛋非要塞给高志国。
“群众反映的事情，办成了群众固然欢喜，但即使无法解决，只要用心去办，群众也会充满感激。”这是高志国在笔记上写下的一段话。
除了一篮鸡蛋的故事，在基层采访，让记者感慨的还有干部一通温暖人心的电话就让一名老上访户结束十年上访；干部主动道歉认错不仅化解了矛盾，还在群众中树立起更高威望等令人深思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代表储诒权长期在基层工作，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干部说群众不听话，群众讲干部不像话”，重要原因是干部没有做到与群众平等真诚沟通、没有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房玫说，有些干部之所以摆不正同群众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未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致思想上漠视群众、感情上疏远群众、工作上脱离群众。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基层干部能不能树立正确的群众观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还是与群众站在一起？”
强能力：不能打着官腔做工作
孙丰民是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副局长。２０１１年起，他担任泰州市首批群众工作团河失工作队队长，到河失镇任党委副书记。
在河失，孙丰民负责的一项任务就是镇上农具厂的改制。改制面临两大难题：没钱，企业倒闭后资不抵债，改制资金有限，跟职工要求有差距；没时间，土地招投标已经完成，涉及１１８人的改制工作要在８天内完成。
一开始，孙丰民捧着文件，给群众讲政策，说大道理，结果下面一阵起哄。“到了一线才发现像以前那样打着官腔做群众工作，群众是不会接受的。”他说。
僵局面前，只有改变。孙丰民开始与群众换位思考，与职工促膝谈心，了解他们所思所想，从解决陈欠工资，养老、医疗保险等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出发，确定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１２项优先支付项目，并把改制与家庭走访送温暖活动结合在一起。
“我们逐户走访，给每家都带上一份小礼物，当面把每个人应得的权益一笔一笔算清楚，结果，大部分职工在合同上签了字，工作顺利得让人意外。”孙丰民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邸乘光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多样化、复杂化让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时常面临征地拆迁、环境保护、企业改制、社会保障等棘手问题。“要处理好基层复杂的矛盾利益问题，除了思想上树立正确的群众观，还必须增强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更加善于做群众工作。”邸乘光说，“沉”下去、“深”下去，扎下身子，才能了解群众所思所想，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表示，做群众工作要倾注真情，但也要重视法治，缺乏法治精神，可能“好心办坏事”，造成“一团糟”局面。
做好群众工作还应该注意让群众积极参与。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献说，发扬民主，让群众积极参与决策、监督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才能更好地理顺党群干群关系。
除了干部自身强能力之外，上级部门也应该针对基层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待遇低、保障缺等困难，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配备与培养，进一步提升乡镇、村组干部的经济待遇，将资源、资金下沉，优化乡镇干部工作环境，切实解决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的后勤保障问题。
减负担：防止“面向领导多、联系群众少”的倾向
在山西，一位社区干部拿出一份日常工作明细表。这份表格显示，包含计生、工会、统战、党务等在内，他们的行政性事项多达１４大类１４６小项，涉及党委、政府以及各种群团组织，其中仅开证明和盖章项目就有４５项。
这位社区居委会主任说：“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指派任务，每天都疲于应付。”
“平常做台账，有时会感觉上面的有些想法不是很切合实际，但为了完成工作还是要去做。”２００８年开始做大学生村官的钟鸣宇反映。
采访中，许多社区干部反映，他们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办理下派的各类行政性事务上，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功能反而被弱化了。
“会议多、材料多、盖章多、台账多、考核评比多。”江苏省苏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工作处处长李忠军以“五多”来形容社区行政性事务的繁杂。
他说：“必须从上面为社区减负，还原社区服务群众的本质功能，否则群众不会满意。”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一些居民建言，社区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干部要防止“面向领导多、联系群众少”的倾向。
专家表示，要建立基层与上层、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机制，同时畅通民意诉求和征集机制，广泛吸纳民意民智，使上级制定的政策符合基层实际。
硬约束：提升群众话语权
在西部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穿境而过的省道两旁，一堵堵高２米、灰白相间的墙看起来光鲜整洁，墙后面却是破旧的民房。“从省道路过的领导多，路边农民的房子不好看，这些墙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当地农民说。
记者了解到，这些“遮丑墙”耗资不菲，每平方米的造价在５００元以上，相当于当地农民年人均收入的六分之一。
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屡禁不绝，根本原因是有些干部心里根本没有考虑群众的需求和感受。
湖南省长沙县群众工作部部长宋伟奇说：“有的干部对我说，现行的评价机制下，他们是宁愿得罪一百个群众，也不愿得罪一个领导。”
专家认为，要真正让干部做到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加大群众参与、群众监督和群众评价的力度，不断提升群众在干部选任方面的话语权。
“应该从体制机制上加强民意的分量，让更多群众能参与评价基层干部的政绩，让干部的服务对象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
去年以来，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媒体公开了５０００多名干部的手机号码、办公地点。长沙市同时规定，所有联村干部必须接受一年一度的“亲民大考”，群众评价成为对乡镇（街道）干部提拔任用的主要依据。
在山东沂水、湖南郴州、四川盐源等地，群众评价在基层干部的考核任用中所占权重也在不断增加。基层干部反映，群众话语权越大的地方，用人风气越正，干群关系也越融洽。
“如果在选拔、管理中更多发挥民意、民主的作用，那么对基层干部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有效的约束，使他们不断改进工作，让自己的服务对象满意。”谢春涛说。（参与采写记者：华春雨、葛素表、吴光于、朱国亮、徐海涛、谭剑、高风）
